植入式广告法律法规的属性：
我国《广告法》对商业广告有明确的定义，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的媒介和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商品或者所提供服务的商业广告。
根据上述定义，可以将广告认定标准概括为三个方面：广告是广告主为推销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支付广告费用的行为，具有目的性和有偿性;广告必须依托一定的媒介和形式;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对照这三条标准，可以对植入式广告进行分析。首先，植入式广告的广告主同样需要付费，才能将其产品或品牌安插到影视节目中，目的是为了提高品牌知名度，从而提高产品销量，符合目的性和有偿性的标准;其次，植入式广告是通过影视作品表现的，依托了一定的媒介，符合第二项标准;第三，广告主与影视制作单位之间签署委托协议，存在委托关系，符合第三项标准。因此，植入式广告符合我国《广告法》对商业广告的认定标准，应属于商业广告。
植入式广告的法律地位：
我国相关部门先后单独或联合发布过《广播电视广告播放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影片贴片广告管理的通知》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内容管理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均未就植入式广告作任何规定。由于现有法律体系不完善，还没有相关职能部门能够对植入式广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作出准确评估，《广告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也并未指向植入式广告这一新的广告形式，所以没有相应的管理规范。因此，植入式广告一直游离于现有的法律法规之外，亟待规范。
由于存在立法真空，如果按照商业广告对植入式广告进行监管，则会出现很多问题。
第一，违反现有《广告法》的可识别性要求。《广告法》第十三条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发布广告;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有广告标记，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上述规定说明，认定广告是否合法，标准在于广告与其他内容的明显区分性。植入式广告将产品或服务融入节目的场景、情节、对白中，明显违背了《广告法》要求的可识别性。
第二，无法进行事前审查。《广告法》三十四条规定：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以及其他媒介发布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等商品的广告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其他广告，必须在发布前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未经审查，不得发布。
植入式广告只是作为剧情的一部分送到影视作品审查部门进行审查，影视作品审查部门和广告查验单位由于其职能和工作性质不同，往往会忽略对植入式广告的审查，造成不良后果。
第三，广告发布的禁止性标准和命令性标准无法落实。《广告法》第七条规定了广告中不得出现的多种情形。再如第八条规定：广告不得损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身心健康。还有第二十五条规定：广告主或广告经营者在广告中使用他人名义、形象的，应当事先取得他人的书面同意;使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名义、形象的，应当事先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这些规定在传统广告中都可以得到监管，但在植入式广告中，难以发挥约束作用。
第四，特殊商品和服务广告发布标准无法落实。以烟草广告为例，《广告法》十八条明确规定：禁止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发布烟草广告;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等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规定，如必须标明广告审查批准文号及“吸烟有害健康”等类似警告语，这在“硬广告”中必须得到落实，但在植入式广告中，因为审查环节的缺失，造成这些标准在植入式广告中无法得到落实。
第五，广告法律责任无法落实。一旦影视节目获准公开发行，广告监督管理部门无法越权叫停，广电管理机关不可能因植入式广告有违法行为而“召回”影视片，无法落实“停止发布”的法律责任。
由于植入式广告都是一次性交易，通常无广告公司参与，“停止广告业务”的法律责任对影视制作单位无实质意义;如果广告主和影视制作单位双方在协议中故意降低广告费用，甚至不签订书面协议，共同否认广告行为，“没收广告费用，并处罚款”的法律责任无法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