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开放的条件下，自由贸易是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的。而当全球经济出现危机或萧条时，就会出现更多的贸易保护。比如上世纪30年代美国在大危机后出台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两万多种进口产品的关税大幅提高，引发各国竞相效仿。结果反而加剧了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
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各国经济出现了下滑和衰退。虽然各国领导人都表示要汲取上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的教训，采取必要手段限制本国贸易壁垒升高，但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选择来看，2009年很可能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高发期。
很多人会把贸易保护主义的关注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我个人认为，在对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贸易冲突上，应该分开来考虑。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它们在国际上占竞争优势的产业或产品还是比较少的。“南南合作”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对待这些国家的贸易问题需要非常小心和谨慎。对于南南国家，应该从建立互补的贸易结构以及寻求合作机制入手，贸易战不应当是主要的。对于一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个人认为，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来考虑贸易冲突的解决方案。如巴西是资源型国家，印度和中国是两个最大的竞争性的发展中大国，俄罗斯经济与我国有很强的互补性，对于与这些国家产生的贸易争端，应建立有针对性的双边贸易合作战略和体制，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加以解决。
而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冲突应是我们重点考虑的。发达国家传统贸易保护的方式主要是反倾销，新的方式是反补贴。补贴是政府行为，有时代表了一国的公共政策，因而对反补贴的界定是非常困难的。它有时不是一个贸易政策，而是演变为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在这方面美国起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作用，它经常采用反补贴方式来挑起贸易争端。而国际社会很少有国家使用这种方式的。除此之外，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都已成为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已成为贸易保护的最大受害者。原因非常简单，第一，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出口占世界总量的比例最高;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出口规模很大，且增长潜力不容忽视，极易对贸易伙伴国形成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第三，中国的产业结构低下，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是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非常激烈，容易引发贸易摩擦。中国出口占世界总量的8%左右，而所受到的贸易保护诉讼却达到15%以上。第四，中国劳动力过剩导致全球劳动密集型工序和生产环节纷纷转移到中国，形成加工贸易顺差大于贸易总顺差的顺差转移，一些国家利用双边贸易不平衡要求中国开放金融、电信等行业并迫使人民币快速升值，否则以贸易制裁相威胁。这对我国企业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又加上我国很多出口企业是中小企业，老板是农民出身的企业家，让他们掌握国际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利益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目前，在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只会越演越烈，对我国中小企业可谓雪上加霜。[page]
中国应该如何化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回归的风险?
首先，政府应该加快推动自由贸易区(FTA)的建设。近年来，我国已经与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等国签署了FTA，与澳大利亚、海湾合作组织、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也在推进，这样做的目的是实现小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减少贸易冲突。
其次，对中国来讲，应尝试建立出口协调机制。今后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产品和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这也意味着今后的贸易冲突和贸易摩擦会越来越严重。比如，如果我国某个行业的产品要出口到欧美市场，即使这个行业的生产集中度非常低，企业非常分散，我们也可以通过出口协调机制，在出口价格、质量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作出保证，并且建立有序的出口规模增长速度，从而减少贸易摩擦。
第三，要把中国的出口和投资结合起来。这是日本解决贸易冲突中很重要的经验。比如，当日本要出口100万辆汽车到北美时，它就把100万辆汽车的产能配置在北美，在当地生产或组装，把本国的生产体系变为全球的生产体系。
第四，应做好公共关系，在国际社会争得更多的话语权。要正面宣传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性质，赢得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促进中欧、中美贸易的正常健康发展，这对减少贸易冲突和贸易摩擦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纺织工业总会做得很好，每年召开一次全球纺织大会，宣传我国纺织业的发展情况，听取贸易伙伴的批评意见，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其他行业协会也应该这么做。
最后，针对欧美对华的贸易制裁或诉讼，最好的对策是针锋相对，但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不仅是企业的责任，因为在反补贴、技术壁垒等贸易保护手段方面，我国企业的经验很少，因而需要更多的法律援助和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