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犯罪隐蔽性强。
网络的虚拟性使犯罪分子不受时空限制，可以不与被害人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进行诈骗活动。而且犯罪分子在实施诈骗过程中往往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及其他相关信息，难以追踪定位。
３、犯罪取证难。
由于计算机中的数据很容易被篡改和删除，而且删除后不保留任何痕迹，加上很多信息系统在向用户提供服务的时候安全防范设置不强，不具备数据保护等功能。犯罪分子实施破坏、窃取数据后，系统没有自动保留犯罪痕迹，故案发后难以取证和调查。
４、犯罪成本低，收益高。
犯罪分子不用锁定特定犯罪对象，在上网的电脑上轻点鼠标就可以修改信息或者将诈骗信息发布出去，短时间内往往就会收益较大甚至巨大。
５、犯罪涉及面广。
网络不受时空限制，故此类犯罪的犯罪地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被害人也可能分布在多个省市甚至多个国家、地区，这也直接导致了国内多个司法机关或者多个国家、地区对此类犯罪具有管辖权。
二、如何有效治理互联网金融犯罪
１、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规制。
检讨互联网金融犯罪在一段时间里高发的成因，能够明显看出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强规制的必要性。比如，从“Ｐ２Ｐ”网络平台的异化过程，就能够看到这种必要性。前两年一度乱象丛生的“校园贷”，也存在规制不力的问题。
诚然，与传统金融行业相比，互联网金融有其特殊之处，但这种新型金融产业仍具有金融企业的基本性质，因而应当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给予和传统金融产业相同的监管。互联网具有“放大”功能，即任何活动及其影响，无论利弊，都可能被快速放大，因而互联网在为金融企业提供便利的放大功能同时，也会同时为这些企业带来风险的放大效果。
从这个角度讲，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强规制意义更为重要。当然，“强”规制并不意味着限制、束缚，而是要围绕风险防控进行全方位的制度规范，而政府主管部门不仅要提高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认知，更要努力“开发”新型的监管工具和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应当考虑以互联网之“道”来降服互联网之“魔”，这个“道”就是要形成适应互联网规律的监管体制。
一想到“规制”，就采取“堵”“压”“封”的方式，是不符合互联网规律的。同时，互联网金融相关企业应当在刑事合规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即充分了解从事互联网金融可能带来的犯罪风险和刑事法律风险，并将其作为内部合规管理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２、有关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事法律应当继续完善。
客观地讲，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还存在不适应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短板”。在刑事实体法方面，对于现行金融犯罪（刑法典分则第三章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中的一些规定，有必要考虑，应否结合网络空间的变化进行调整，或者增设新的犯罪类型。现在有的网络平台提供高利贷业务，这本身就是为法律所不容许的，对于从事高利贷业务、情节恶劣的行为就应考虑予以犯罪化。
例如，猖獗一时的“裸条贷”行为，就应该考虑予以犯罪化，仅仅以敲诈勒索罪处理，不能评价这种高利贷行为的危害性。比较而言，在刑事程序和证据法方面，更应当考虑如何适应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涉众性”问题。
例如，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案件，应当考虑采取刑事、民事程序相对分离的方式解决，这样更有利于化解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在证据法方面，对于包括互联网金融犯罪在内的所有网络犯罪认定，应当考虑调整事实认定思维和证据规则，换言之，不宜固守线下犯罪的证据规则，应当根据互联网行为的特点进行因应性的调整。
３、关注隐性的互联网金融犯罪问题。
网络“非吸”类刑事案件属于显性的，相对容易被发现，司法机关认定事实也比较容易，对于隐性的互联网金融犯罪，则不仅不易发现，而且即便进入司法程序，也会出现定罪难的问题。最典型的隐性互联网金融犯罪就是洗钱罪。可以说，利用互联网平台、网络工具进行洗钱，是常见多发的互联网金融犯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实际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却极少。
例如，利用特定数字货币进行洗钱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以这种方式进行洗钱比以往洗钱方式更为巧妙，而且很难查处痕迹。所以说，对于这种隐性的互联网金融犯罪，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加大与公安部门、金融机构的合作，同时也要加强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区际合作，要在能发现、能控制、能追踪、能锁定、能追回方面下功夫。当然，这个任务肯定是刑事法制中最难的一部分，但如果考虑到这种犯罪的现实危害性，下功夫破解这个难题，应当被看作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４、建立互联网金融犯罪的预警机制。
以目前的网络技术手段而言，发现并及时制止互联网金融犯罪并非难事，但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尚没有建立起统一的互联网金融犯罪的预警机制。建立这一机制，主要应考虑四个问题：谁来建立？谁来管？如何管？如何协调不同机构？从目前管理体制看，有必要整合公安部门、金融主管部门和互联网管理部门的力量，合力构建这一机制。
对于显性的互联网金融犯罪而言，这种机制的建立，可以及时发现犯罪线索，并防止犯罪危害的扩大和蔓延；对于隐性的互联网金融犯罪而言，建立这一机制则更为重要，因为这一机制可以同时充当证据收集和固定的机制。当然，这一机制的建立，离开相关互联网企业也难以运转。目前一些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网络社交平台、网络搜索服务的互联网公司拥有天量的数据，从实践看，互联网金融犯罪也是通过这些平台、利用这些工具来实施的。
所以，在建立预警机制方面，就需要互联网企业的大力支持，当然，互联网企业也负有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职责。值得注意的是，建立这类预警机制应当依循法治原则，不能因此不当干涉公民的通讯自由以及其他受宪法所保护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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