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法程序具有民主性、公开性、交涉性及自律性等几大属性。现代立法程序的价值体系主要由正义、效率和秩序等构成。其中，正义奠定了立法程序的道德基石，效率赋予了立法程序经济性的内涵，秩序则给立法程序注入了制度化的理念。现代立法程序的建构及运作应当遵循“正义优先、兼顾效率和秩序”的价值取向。任何立法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程序，立法程序与立法活动的关系如同行为的手段方法与行为的目标。
一、定义
立法程序就是指具有立法权限的国家机关创制规范性法律文件所遵循的制度化的正当过程，是限制立法者恣意进而使立法活动彰显和实现程序正义的制度设置，也是国家通过立法手段协调利益冲突、规制社会秩序及配置社会资源的合法路径和正当法律程序。其中，“制度化的正当过程”凸显了立法程序的制度本色和程序理念。因而，这个定义比较全面地把握住了“程序”与“立法”这两个关键词的涵义，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周延性和普适性。 在中国，是指中央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有权立法的行政机关制定宪法、法律、法令(以上统称为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行为规范。在法制健全的国家，这种行为规范被逐步完善并上升为法律——立法程序法。
立法程序为立法活动而存在和设立，离开实体的程序将没有存在的意义;同样，立法活动也离不开特定的程序，否则立法活动将无法开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中国立法工作全面繁荣时期，立法程序也走向规范化、法律化。1978年、1982年宪法，在不同程度上恢复和沿袭了1954年宪法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向立法程序的法规化发展。这两部宪法以及1982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关于立法权限的划分，1989年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关于立法议案的提出、审议、发言、表决等的 规定，可以看作是关于立法程序的宪法性规定。
二、基本特性
1、立法程序的民主性
立法的民意代表性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立法程序的民主性彰显和体现的。现代立法程序其实就是一种通过多数表决作出民主决策而使一切法律具有可变性的制度设置。“民主的真正价值显然不是取决于多数人的偏好，而是取决于多数人的理性。在众口难调的状况下，程序可以实现和保障理性。”就立法实践而 言，惟有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合理公正的立法程序规则的运作，民主这种尊重多数人理性的制度安排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当然，立法程序的民主性是相对的、有局限的。严格地讲，现代立法程序基本上可以达到多数表决制所要求的尊重多数人理性的民主目的，然而却难以真正实现尊重少数人意志的民主的另一层涵义。“尊重少数”意味着讨论时少数派应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其言论、观点应受到重视并记录在卷，以供参考和选择;意味着表决时应做到两面俱呈，即对法案赞成或反对的两方面必须分别表决出。法案的通过与否，取决于赞成与反对的人数相对比的结果，而不能仅以一方表示赞成而定音;意味着少数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权利，不能被多数所剥夺。不过，尊重少数原则在立法实践中因操作难度颇大而往往流于形式，或许这并不是立法程序制度自身所能妥善解决的问题。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立法程序制度的功能是有限的。
2、立法程序的公开性
具体而言，立法程序的公开性要求具体立法活动，包括提案、质询、讨论、审议和表决等应当让公众知晓;立法听证应当公开进行，尽可能通过新闻媒体对外传播。除涉及国防、外交或其他重大事务不宜公开的外，任何立法会议均应公开举行。除可以自由旁听和采访外，立法会议的一切文件及记录均应公开发表或允许公民自由查阅。立法程序公开的具体方式通常有公布议程、允许公民自由旁听、允许新闻记者自由采访、议事记录公开发表等。立法程序的公开性是公民行使知情权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的公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有权了解和知晓立法机关及立法人员的所作所为，并以行使知情权作为间接参与立法的前提条件。换一个角度讲，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亦有义务为公众提供有关立法活动的信息，有义务接受社会各界的舆论监督。立法机关拥有相当的立法权限，因而相对地应当给予公民更多的知情权，以评判和监督立法者的行为。立法程序的公开性也是立法者对选民负责原则的具体体现。立法机关有义务为广大选民提供充分的资讯，凡代表的发言、表决等资讯均应公开，以供选民监督代表的职务活动。
3、立法程序的交涉性
立法程序交涉性的道德基础是妥协、合作和宽容的精神。“妥协、合作和宽容”堪称立法程序制度化解利益冲突的奥秘所在，同时也是立法者从事立法活动所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其中，妥协是立法程序交涉性的必然要求。就中国当前的立法程序而言，立法案的审议往往仅具讨论的意义。另外，从议程、议案的确定到立法案的审议，从会议讨论到会议表决，代表或委员基于充分发表意见将自己的意志通过立法程序融入并转 化为集体的意志等机制仍然比较薄弱，而;立法程序的交涉性和合议性差势必会影响到立法的科学性。因而，有必要在立法程序中建立法案辩论制度，真正实现充分的交涉和合议。
4、立法程序的自律性
立法程序的自律性是立法机关制度化的产物，也是判断立法机关制度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与其他组织一样，立法机关在运作一段时间之后，为求得议事和决策等活动的顺利进行，会自行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和行为范式，会逐渐产生约束委员言行的行为规范，这些都是立法机关自身制度化的表现。简言之，所谓制度化就是指立法机关形成一套执行特定功能的行为方式的过程。立法机关为使会议有序进行，会自行设计一套完善而周延的议事程序规则。有了自行订立的程序规则之后，议会就逐渐取得了有别于政府的独特的身份和地位，从而有利于相对独立地进行立法活动。事实证明，凡制度稳固健全、制度化程度高、程序自律性强、程序规则完善且周延的立法机关，相对而言不易受外界的影响和干扰。
三、价值体系
1、正义
是立法程序的道德基石。程序性正义是通过法律程序本身而得以实现的价值目标，程序性正义旨在保证机会的公正平等，侧重于通过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程序性操作将正义由理念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的过程。程序性正义体现了程序制度所具有的独特的道德蕴涵，这种道德蕴涵又具体体现在程序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两个方面。程序的 公正性主要表现为限制恣意因素，确保决策的客观正确;程序的合理性则一般表现在程序的可预测性、形式上的合乎逻辑性、交涉的充分性等方面。程序性正义是立法程序的首要价值和核心价值。立法程序的意义就在于限制和排除立法活动中的恣意因素、广泛吸纳民意、协调利益冲突，以制定具有实质性正义的法律规范。这其实就是一个经程序制度引导，正义由理念状态向现实形态转化、由程序性正义向实质性正义过渡的过程。立法程序通过角色分派、职能分工，各种立法角色在职能上既配合又牵制，在交涉中既对峙又妥协，恣意的余地自然会受到压缩，从而使立法决策真正建立在集思广益之上立法程序的程序性正义这一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立法程序规范及制度的庇护，如议事公开制度、立法听证制度等。立法程序制度为程序性正义这一核心价值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石，而程序性正义又堪称立法程序的道德基石。
2、效率
是立法程序的经济内涵。经济分析方法对法律的实质性影响就在于它使效率这个关键性概念渗透到了法律意识、法学理论及法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将效率观引入法律领域或许并不是经济学家对法律制度作经济分析的初衷，更重要的是作为对现实法律制度批判的一个价值维度或理论武器，也就是用效率所体现和蕴含的理性价值反衬现实法律制度的某些缺陷，从而为评价和建构法律制度提供一种现实的可操作性强的经济标准。诚然，就法律程序而言，程序具有内在的效率取向，但将效率价值唯一化和绝对化却是经济分析学派的最大缺陷所在，因为它显然遮蔽了其他更为重要的程序价值(如正义)。从逻辑上讲，正义和效率是程序价值体系中两个不同序列的价值。一般而言，正义属于程序第一系列的首要的、核心的价值，而效率则属于程序第二系列的基本价值。以正义为主导的法律程序显然不同于以效率为主导的市场机制，在涉及正义的重要法律领域中，片面追求效率就可能产生负面效应。就实践层面而言，正义和效率两大价值形成双重互补，有利于对程序制度作定性评价和定量分析。
3、秩序
是立法程序的制度理念。立法程序为立法活动提供了秩序的价值导向，为立法行动运作的有序化、定向化和规范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立法活动中，利益冲突诱发的争执、较量、对抗等往往易造成交涉过程中紧张的对峙状态。倘若没有程序内在的妥协机制以及议事规则的规范和引导，这种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极可能酿成混乱不堪的无序状态。立法程序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可预测性来实现功能自治的秩序状态的。立法程序秩序性的基本标志是立法程序系统的功能自治。这种功能自治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立法程序规则自身的完善和周延。可以说，议事规则愈完善、愈周延，则议事活动相应地愈具有可预测性和有序性，立法程序的功能自治性也就愈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