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设两层政治委任官员，可以令政府的政治团队更为完备，提高政府的施政能力，配合行政长官实施竞选纲领中的承诺。
连日来，港府新任命的几位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国籍和薪酬问题，以及招募和公布委任的程序问题，成为本港各大媒体的每日焦点议题，社会对这次委任的质疑和批评不绝于耳。上月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宣布委任出第一批共8位的特区政府副局长。
曾荫权早前建议在政府内部开设小量专注政治服务的新职位，以支援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政治工作，建议每个决策局(公务员事务局除外)开设一个副局长(Under Secretary)职位及一个局长政治助理职位(Political Assistant to Director of Bureau)。8名副局长和9名政治助理，这是2002年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后的最大人数增幅。
政治委任制度于2002年7月董建华第二任政府时期开始实施，时称“政治问责制”，即各司、局长由行政长官政治委任，实行聘用制，不受公务员体制须恪守政治中立的原则所规限，5年一任，与当届行政长官的任期相同。“政治委任官员”当时包括主要官员(3位司长、12位局长)、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副局长以及政治助理。
港府于2006年7月就“进一步发展政治委任制度”发表谘询文件，建议增设两层政治委任职位，即副局长和局长政治助理。论者咸以为，扩大政治委任制度，是为即将到来的2017年作体制准备。
为普选作准备
不少民主国家的政府，都采用政治委任制度。先由人民票选出执政首脑，再由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委任他们的党员出任政治职位。香港政府在《进一步发展政治委任制度谘询文件》中指出：“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制度，更应适合我们参照。在这些国家，有限度的多层政治委任制度与完备的公务员编制并存。以英国为例，有三层的政治委任部长级职位，即国务大臣、次官及政务次官。在政府各部的所有公务员职位，包括最高级的常务次官，都须保持政治中立。”
按《基本法》规定，香港政治发展的目标是逐步达至普选，全国人大常委会亦于2007年12月作出决定，香港可以在2017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从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02年7月实施“主要官员问责制”，到曾荫权政府“进一步发展政治委任制度”，从中可以看到香港政府拟建构一个类似民主体制的部长制的影子。
此次8位副局长和9位政治助理的委任，即是为普选培养政治人才的实践。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曾明确表示：“因为我们意识到在落实普选行政长官时，各候选人都需要有一个竞选班子，协助他们撰写政纲、拉票，以及争取在社会上和不同界别的支持。在成功当选后，该行政长官便可以在其竞选班子中挑选贤能组阁，组成包括司局长及其副手的班子。世界各地推行民主选举，组班和组政府的做法也是相类似的。”[page]
行政长官办公室新闻主任卓奇君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谈到，特区政府扩展政治委任制度的目的有三方面：首先增设两层政治委任官员，可以令政府的政治团队更为完备，可以加强给予司长和局长的支援，协助他们处理政治工作，以及提高政府的施政能力，配合行政长官实施竞选纲领中的承诺。
其次，可以扩阔参政空间。政府希望有多方面的渠道来吸纳香港社会上的政治人才，可以是有政党背景的，学术界、专业界、商界、新闻界，或者前公务员等界别背景的人士。以后，如果想从政，除了可参与立法会或区议会选举外，亦可以加入行政机关。
再次，希望扩大政治委任制度后，政治委任官员与公务员同事可以各司其职。由政治委任官员主责处理政治方面的工作，公务员同事可以专注于政策分析、建议和执行的工作，维持公务员作为一支常任、专业和政治中立的队伍。
卓奇君认为，“进一步发展政治委任制度，亦是为达至最终普选行政长官而铺路，好让行政长官——尤其是日后经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有充足的空间提名及委任一队包括主要官员及其副手的班子。为了要在10年内落实普选行政长官，我们须扩阔参政的渠道，使在未来10年，可以产生更多政治人才。”
特首人气降低
质疑和批评的声音，绝不是人选公布以后才发出。从2006年7月香港政府发表谘询文件开始，“进一步发展政治委任制度”就受到不少质疑。香港大学民意调查中心网站于6月10日公布了特首曾荫权及各问责制主要官员的最新民望数字。调查显示，特首曾荫权得60.8分，表示支持其出任特首的被访者，为57%。民研计划主任钟庭耀表示，曾荫权的民望虽然高企，但反对率却是其担任特首以来的新高，明显是受到委任副局长及政治助理影响。
首先是非民选政府官员的认受性问题。民主党及前线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表示，对民主国家的这套政治体制并无异议，但香港政府回避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政治任命是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实行政治委任制之前，已实行公开公平的民主选举制度，当政治领袖通过民主选举执政，得到人民的授权，就可以委任各方的人才进入政府进行管治。
然而，如今香港政府所提倡的政治委任制度，并非基于民主体制，行政长官只是由800人组成的选委会选出，而由行政长官所委任的主要官员，只向行政长官负责并非向香港市民负责。在此情况下，行政长官和由他任命的政治官员的认受性和代表性均受质疑。
陈方安生女士认为，政府在考虑任何扩展政治委任制度的计划前，应先对现有制度进行更深入的检讨，使特首及所有立法会和区议会的议员均由普选产生，作为决定未来路向的基础，而不是急于将政治委任制度扩大。[page]
油尖旺区议会陈健成议员则认为，进一步发展政治委任制会对社会造成不必要的干预。从历史和世界的经验看，大社会小政府是最佳的管理社会方法，扩大政府建制，是逆潮流而行。代表商界利益的自由党主席田北俊亦提出，“不可因政治委任令政府架构更形臃肿，令人觉得政府是肥上瘦下。”
这次新任政治委任官员大多来自亲建制的政党、智库和团体。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曾表示，扩大政治委任制是要吸纳“与政府政治理念相同的人”担任职位，此说引来一片非议。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反对派、泛民主派以及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都不可能被考虑。
保持行政体制中立
众所周知，香港公务员是国际上最廉洁的公务员队伍之一。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2007年9月发表的周年报告，香港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在179个国家及地区中排名14。保持公务员队伍的政治中立，是政府一直信守的核心价值。在政治任命的管治制度下，公务员如何维持政治中立也成为广受争议的话题。
多名议员向政府提交意见书指出，此次扩大任命的官员与资深公务员(主要指各局的常任秘书长)的角色及权责并无清楚界定，可能导致资深公务员在政治委任制度扩展后会进一步边缘化。按照《进一步发展政治委任制度报告书》中对副局长的职责说明来看，处理立法会事务和政治联系的职责与资深公务员长期以来从事的工作重叠。
此外，政治委任官员有可能多数从公务员队伍(特别是政务职系)的资深官员中选拔，公务员会因可能被拣选担任政治委任职位，而影响他们的政治中立。政治委任会使得资深公务员被边缘化，给公务员队伍和其中立性带来冲击。
在公众持续质疑的压力下，行政长官曾荫权分别于5月31日和6月10日两次回应公众对此次政治委任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的问题，5位拥有外国居留权的副局长已放弃外国居留权，17位受委任官员亦公布自己的薪酬，在进一步交代招聘及委任程序的同时，曾特首亦承认没有及时安排所委任官员与公众见面未能完全符合公众的期望。
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于6月17日出席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校友会晚宴时，则以“罗马非一日建成”的谚语来比喻政府此次扩大政治委任于2017年特首普选的意义。泛民主派的反对也好，现任政府的坚持也好，从这场政治委任的风波里，香港仍在坚定地走向2017年特首普选、2020年立法会普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