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使解除权的程序必须以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为前提。所谓解除权，是指合同当事人可以将合同解除的权利。它的行使，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因而它是一种形成权。解除权按其性质来讲，不需要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只需解除权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把合同解除。解除权人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合同法》第96条第2款)。
行使解除权的程序适用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当事人一方违约和约定解除等场合。在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场合，解除权由双方当事人享有，任何一方都可行使。在当事人一方违约的情况下，解除权归守约方享有，不然会被违约方利用解除制度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在约定解除的情况下，解除权归合同指定的当事人享有，既可以是一方当事人享有，也可以是双方当事人享有。
根据中国《合同法》第95条的规定，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有两种。
第一种是在法定或当事人约定期限内行使。需注意的是无论法定期限还是约定期限，在性质上都属于除斥期间，解除权于预定存续期间届满当然消灭。当事人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期限，应明确地写入合同中。在有法律规定的解除期限时，当事人之间也可以通过约定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来改变法定解除期限。
第二种是在对方当事人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行使。这是针对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而言的。在这种情况下，非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当事人或者违约一方的当事人为明确自己的义务是否还需要继续履行，可以催告对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而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在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合同关系继续存在，当事人仍然要按合同履行义务。但经催告后多长期限内权利人必须行使，否则解除权消灭,《合同法》未作具体规定，只规定为“合理期限”。对此，实践中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可根据合同性质、交易目的和交易习惯来确定这个合理期限。
中国合同法设置解除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合同有效成立之后，由于主客观情况的变化，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或者不可能，如果再让合同继续发生法律效力，约束当事人双方，不但对其中一方甚至双方有害无益，有时还会有碍于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只有允许有关当事人解除合同，或者赋予法院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权力，才会使局面改观。
合同一经有效成立，就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适当履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这是中国法律所规定的重要原则。只是在主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情况下，合同继续存在已失去积极意义，将造成不适当的结果，才允许解除合同。这不仅是解除制度存在的依据，也表明合同解除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否则，便是违约，不发生解除的法律效果，而产生违约责任。中国法律对合同解除的条件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表明了对合同解除的允许与限制。
《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适用一切合同的解除条件，学说称为一般法定解除条件。该法第148条和第219条规定了仅仅适用于特别合同（如买卖、租赁诸合同）的解除条件，学说称为特别的法定解除条件。合同法使解除的条件更科学，如已承认违约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为一般的法定解除条件，已全面承认约定解除等。
解除的条件不过是合同解除的前提，由于中国法律并未采取当然解除主义，因此当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合同并不必然解除，欲使它解除，一般还需要有解除行为。解除行为是当事人的行为，当事人是解除行为的主体。
虽然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命令对于合同的解除有时会起重要作用，但是该行政命令并不是解除行为，仅有行政命令不能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只有行政命令被当事人接受时，才会发生解除的效果。这也正说明解除行为是当事人的行为。不过，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时的解除则是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而裁决的，不需要解除行为。解除行为有两种类型，一是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一是解除权人一方发出解除的意思表示。
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是使合同关系消灭，但其消灭是溯及既往，还是仅向将来发生，各国的立法不尽相同。一类是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即溯及合同成立之时消灭，发生与合同从未订立相同的后果，承认合同解除有溯及力；另一类是使合同关系自解除时消灭，解除以前的债权债务关系依然存在，不承认解除有溯及力。
我国合同法第97 条作了明确规定，该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的情况和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它补求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从这条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将合同解除的效力分成两块，无溯及力和有溯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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