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的杨健平很喜欢唱歌，也会写些小短文，摘抄一些古诗和“脑筋急转弯”。以前，他偶尔还会去露天KTV点唱一块钱一首的歌曲，心情好的时候，能够连唱十多首。可自从今年2月底，他因病被工厂辞退后，便再也没了唱歌的心情，40岁的他只能又一次开始在找工作和治病中来回奔波。
长年在外打工，身体每况愈下
杨健平是湖北英山人，从1995年开始到东莞打工，当过车工、仓管、保安、宿管、班长、业务跟单员等。在这16年的打工生涯中，父母相继离世，自己身体也越来越糟。“虽然期间曾谈过2次恋爱，但都不超过2个月”，对于爱情，杨健平曾充满希望，现在却没有了任何奢望，“顾不上娶老婆了，现在只考虑如何活下去”。
记者在东莞常平镇见到了杨健平现在住的“家”：这是一间不足10平米的出租屋，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而杨健平全部的财产，除了床上的铺盖，就是一只用了6年多的皮箱，和一辆捡来的破自行车。当然，必不可少的还有他随身携带的一大包药。
“我已经两年没有买过衣服了，唯一的一件不错的衣服，还是上一家单位发的工装。”杨健平告诉记者，最近天气降温，但是他只有一床很薄的被子，“晚上睡觉时太冷，我会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身上。”
因为身体一直不好，去年过年回老家时，杨健平将自己的本名“杨小平”改了，希望自己能够健康。可惜事与愿违，多年的失眠症与慢性血管性头痛病仍像恶魔般地缠着他。除此之外，他还患有慢性充血渗出性胃炎和前列腺炎，“严重的时候每天吃药都要花掉五六十元”。
单位拒买社保，遭遇用工歧视
由于种种原因，在杨健平打工的16年里，他更换了将近50份工作，最长的做了3年，最短的只有10天。然而没有一家企业跟杨健平签订过正式的劳动合同，也没有为他购买社保。很多时候，老实的杨健平都是在试用期满的时候，被迫“辞职”。
2011年12月7日，杨健平被招进东莞百业电子城当保安，这是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虽然依旧没有社保，但他还算满意，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长期失眠，杨健平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常常将“压力”二字挂在嘴边。
可就在转正还不到2个月的时候，杨健平的头痛再次发作，并恰好被同事看到。惊慌失措的同事被他犯病的样子给吓到了，于是把此事报告给部门主任。领导对他隐瞒病史的事情很不满，声称要对全体员工进行体检。那天晚上，感到受歧视的杨健平一夜没睡，觉得胸口难受，甚至一度想到了自杀。次日上班时，情绪不稳定的他在工作时忍不住哭了出来，但是没想到，这也成为证明他有病的证据。没有签订正式劳务合同，也没有人为他说情，投诉无门的杨健平最终还是递交了辞职信。
杨健平告诉记者，像这样因发病而“被辞掉”的经历，大概有十六七次。
吃药花光积蓄，维权求助无门
从去年9月离开“新南利”到12月进入“百业”，期间的3个多月，杨健平都没有找到工作，自己之前不到万元的积蓄几乎被花光，其中一半都用在了吃药上面。从那时起，他意识到了社保对自己的重要性：“没有父母，没有老婆，没有房子，以后只能靠社保。”可与此同时，杨健平也悲哀地发现，“我在东莞打工16年，连一个月的社保都没有买过，像一直在流浪，根本没人管我”。这些年，他转辗过近50家工厂，除了一家给他购买过几个月的医保，其他没有一家跟他签过正式的劳务合同，更没有为他买过社保。
去年年底，杨健平试图开始为自己争回一些权益，为将来做打算。他写了厚厚的一叠材料寄到当地的民政部门和劳动部门，至今没有任何回应。他也曾多次找到当地社保局，想补回以前的社保，而社保局的答复是：社保不能补，只能从以后开始买。而只有户口在广东省的人员，才能凭个人身份证购买社保;外地人员只能由单位统一购买。期间杨健平还尝试回湖北老家申请低保，但当地相关部门告诉他，“你都去出去外面打工十几年了，我们管不了，要你们单位去管(此事)”。
杨健平告诉记者，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经历，“提醒广大工友，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希望能够有相关部门来帮助我解决目前的现实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