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有害及债权的行为，得申请法院撤销的权利。由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往往会妨碍交易安全，第三人的权益，因而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必须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作出撤销债务人行为的判决才能发生撤销的法律效果。在此意义上，债权人撤销权又被称之为撤销诉权或废罢诉权。债权人撤销权，与债权人代位权同为对于债权人保护债务担保力所设的制度，二者皆为对于债权的相对性的突破。法律在一定条件下，于债务人有积极减损其财产的行为时，准许债权人撤销其行为，以回复债务人的资力;于债务人消极的不行使其权利时，准许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以维持债务人的资力。
我国合同法第74条、75条明确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的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亦可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但是，我国合同法并未明确特定物债权之债权人得否专为保全自己特定物债权的履行而行使撤销权。如甲将其古董汽车与乙订立买卖合同后，又与丙订立买卖合同，并将之交付与丙时，原买受人乙得否主张甲丙之间的行为为诈害债权的行为，而援引合同法第74条、75条规定提起撤销之诉?一般认为，原买受人乙(特定物债权之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须以甲丙之间的行为属于诈害债权行为为要件。但是，甲丙之间的诈害债权行为是否须以出卖人甲因其与丙之间的行为而陷于无资力[1]为要件，学者间则不无争论。
一、学说判例分歧简介
关于特定物债权人得否行使撤销权的，学说判例存有不同见解。在日本，司法实务界最初以“对于无资力之债务人为损害赔偿之请求，并无实益，此时除行使撤销权外，并无其他保全债权之，且民法第424条所称债权人并未限定于金钱债权人，特定物债权人亦包括在内”为理由，认为特定物债权人的为保全自己特定物债权的履行而行使撤销权。但是，嗣后不久即出现了否认特定物债权人有权行使撤销权的判例。为统一司法实务界的不同见解，1919年的联合部判决中明示得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以金钱债权或得易为金钱债权的债权为限。此项判决为后来的判例所接受。综观各判例意旨，其否定特定物债权人撤销权的理由为，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本旨为一般债权人的担保，而非为某一债权人债权的担保，非以金钱为给付为标的的债权人，不适于与其他一般债权人的债权同以平等的比例而受清偿。并且，承认特定物债权人撤销权将与物权法上的登记交付制度发生冲突。[2]
但是，否定特定物债权人撤销权的观点受到学者的批判，并被判例所抛弃[3]。因此，特定物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以保全债权，已经成为各国(地区)的普遍认识。只是特定物债权人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行使撤销权，学界及判例存在不同见解，其主要分歧在于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否以债务人陷于无资力为必要条件。关于此问题，各国(地区)对此问题所持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有少数学者认为法条并未为给付物体的区别，主张特定物债权亦有撤销权的适用，然而判例及学者通说(德法日)主张惟有限制的适用。[4]
在我国地区，学者对此问题亦见解不一。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44条系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其修正前的为“债务人所为之无偿行为，有害及债权者，债权人得声请法院撤销之。债务人所为之有偿行为，于行为时明知有损害于债权人之权利者，以受益人于受益时亦知其情事者为限，债权人得声请法院撤销之。债务人之行为非以财产为标的者，不适用前二项之规定。”围绕该规定，就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否以债务人陷于无资力为必要条件，学者间亦存有两种不同见解，即限制肯定说与肯定说。限制肯定说认为，基于债权人撤销权系对于已成立的法律关系加以破环，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本不应有的事态，影响交易安全甚大，因此非于债务人因处分该特定物而陷于无资力时，不准其以维持特定物债权的直接履行为原因，而行使撤销权，否则有害于交易安全，而且将使民法上关于物的交付及登记的制度受其影响。肯定说则基于总财产及总债权额的十分不易，债权人的撤销权行使势必极受限制，撤销权制度的实益亦极有限，尤其特定物债权人明知自己的特定物债权受损，而仅仅因为债务人尚有其他财产或因债务人主张其已获得相当对价，而不能主张撤销权，亦非法律所以维护公平之正途。[6]台湾“最高法院”对此态度不见一贯。1956年台上字第1316号判决认为，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并不以债务人以其行为致陷于无资力为限。1987年台上字第2071号判决，1991年台上字第353号判决亦同此意旨。而按1955年台上字第1343号判决，1963年台上字第3873号判决，1966年台上字第308号判决，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则须以债务人以其行为而陷于无资力为条件。[7]从司法实务上来看，虽然限制肯定说与肯定说各有所据，但是前者在学界仍然高居于通说地位。
受处于通说地位的限制肯定说的影响，台湾民法典第244条修正后的条文于第三项修订：“??????仅有害于已给付特定物为标的之债权者，不适用前二项之规定”，即不得行使撤销权。其修正理由指出：“债务人之全部财产为总债权人之共同担保，债权人应于债权之共同担保减少致害及全体债权人之利益时，方得行使撤销权。易言之，撤销权之规定，系以保障全体债权人之利益为目的，非为确保特定债权而设。爰于第3项增设不得仅为保全特定债权而行使撤销权之规定(日本民法第424条及425条)。”[8]在新法构架下，采肯定说立场的判例已无法继续使用。但是，台湾民法典第244条的上述修订遭到学者的质疑。在1999年11月20日召开的台湾第十七次民法会上，台湾学者简资修博士除了从传统的研究方法外，采用了法律观点，批判了所谓的“有效率之不履约”的见解，并且运用分析“最高法院”历来关于诈害债权案件的实证研究方法加以讨论，并就支持修法的种种可能理由，如法制史基础、体系基础、功能基础等面向，分别加以评析、反驳，认为第244条修订的第三项的除外规定并不妥当。[9]本文亦认为限制肯定说存有问题，并且拟从传统民法角度对其进行剖析和反驳。
二、限制肯定说之质疑
日本民法第425条规定：“依前条规定所为之撤销，为全体债权人之利益，生其效力。”因此日本学者皆认为行使撤销权的目的，在于保全一般债权人的共同担保，即认为撤销权制度的本旨在于保障一般债权人全体利益，而非各个债权人的个别利益。我国台湾学者通说亦采此观点，认为撤销权须于债务人的行为足以减少其一般财产，致一般债权不能完全受偿时，方可行使。台湾民法典第244条的修正理由明确表明了此一立场。限制肯定说将上述关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本旨的观点作为逻辑起点进行论述，认为“债权人撤销的目的非在于维持特定债权的直接履行，债务人的行为虽致财产减少，但仍有资力清偿其债务时，于债权即无损害，债权人应无撤销权可言。再者，依”最高法院“见解，前买受人得随时请求撤销订立在后的买卖契约及所有权移转契约[10]，实无异承认前买受人的债权具有类似物权的效力，使债权与物权的区别趋于混淆，是否妥适，诚值检讨。”[11]进而认为，非于债务人因处分该特定物而陷于无资力时，不准其以维持特定物债权的直接履行为原因，而行使撤销权，否则有害于交易安全，而且将使民法上关于物的交付及登记的制度受其影响。[page]
限制肯定说执著于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须以债务人因其行为而陷于无资力为条件，其立论基础在于撤销权制度的本旨在于维持债务人一般财产，以保障一般债权人的利益。但是，法律毕竟是人类下的产物，法律离不开人的需要，利益法学派即指出“规范需要即可导出规范本身”，因而在讨论撤销权制度本旨时，应重视“功能决定概念”的重要性。[12] 因此，撤销权制度的本旨并不能从逻辑到逻辑，也不能从理论到理论，更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理论，我们需要从贯彻撤销权制度本旨的效果来检验其是否具有正确性以及具有多大程度上的正确性。
限制肯定说从撤销权制度本旨出发，认为债务人的行为虽然导致其财产减少，但是只要其仍有资力清偿其债务的，于债权即无损害，因而此时债权人不应享有撤销权。限制肯定说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但是限制肯定说认为“特定物债权之履行虽被侵害，债务人尚有赔偿因不履行所生损害之资力时，不得行使撤销权”，[13]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债务”与“责任”的区别。在罗马法上，责任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与债的概念融合在一起的。以法国、德国、日本民法典为代表的三种立法例将责任与债务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明确提出了责任的概念，但是对债务与责任并未进行严格的区分，同时又规定损害赔偿责任产生债务。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先生曾对债务与责任在上述立法例中相混的情形作了鲜明的解释。他认为民事责任之意义，得分为二：第一种意义，“民事责任乃某人对于他人之权利或利益，不法加以侵害，而应受民事上之制裁也。”第二种意义，“民事责任乃债务人就其债务，应以其财产为之担保之谓。此种民事责任乃债务成立之后之结果，亦即债务为因，责任为果。”“民法上所谓之债务之一般担保，即指此种意义之民事责任。在现行民法中，以有债务即有此种民事责任为原则，故债务与责任两者，常混为一，互相代用。”[14] 由于债务与上述第二种意义上的责任的混用，学者常认为债务人的财产，除因担保债权的设定而为一定债权的担保之外，皆为总债权人共同担保之用，即债务人的一般财产，系债权人的最后担保，故可称之为责任财产。债务与责任的混用，在撤销权制度中，至此并无大碍。但是，限制肯定说在此基础上认为，债务人尚未陷于无资力时，特定物债权人则不得行使撤销权。此种观点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如上所述，关于特定物债权人得否行使撤销权的问题，学说与判例经否定说至肯定说与限制肯定说二者的分野，其中限制肯定说为各国(地区)的通说。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否定说、限制肯定说还是肯定说，主要是从金钱债权的角度来理解撤销权制度。虽然上述学说已经注意到特定物债权与金钱债权的区别，但是其(尤其是限制肯定说)尚未完全认识到两者在债权的“保全”的条件上可能存在的巨大区别。
对于金钱债权而言，债务人的行为虽然导致其对于前买受人的嗣后履行不能，但是只要其仍有资力承担责任，则前买受人仍可以得到金钱赔偿，从而达到与强制债务人履行合同的类似效果。此时，债务与责任的界限或者效果已经相当模糊，金钱债权的“保全”，可以通过金钱赔偿得以实现的，因而无需通过撤销权制度对债务人进行强制履行。而在债务人陷于无资力时，若不赋予金钱债权人以撤销权，以恢复债务人的一般财产，则难以保全其债权。此时，金钱债权的“保全”须通过强制履行方式实现，而不能借助于金钱赔偿方式。因此，撤销权制度中要求金钱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须以债务人陷于无资力为条件，自有其所据。但是，对于特定物债权人而言，能否以金钱赔偿的方式“保全”其债权，则不无疑问。拥有特定物对于债权人可能具有他人难以客观估计的意义，因而债务人承担责任或清偿债务对于特定物债权人可能就有着不同的意味。在债务人陷于无资力时，特定物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但是基于债权平等的原则，特定物债权人不得就该特定物优先受偿，而应按比例平等地参与分配。[15]此时，由于债权平等原则的适用，特定物债权人通过行使撤销权或许因其可能无法获得该特定物而无法满足其债权，但是我们仍然倾向于认为其债权已经获得的满足(非数量上的满足)，其背后的原因即在于我们在此再一次模糊了债务与责任，强制履行与金钱赔偿的界限。基于相同的倾向，限制肯定说认为债务人仍有资力清偿其债务时，于债权即无损害，债权人则无撤销权可言。但是债务人有资力并不就等于其就有清偿债务的能力。限制肯定说的上述命题通过将债务与责任的模糊化，可以适用于金钱债权，但将之适用到特定物债权则可能存在问题。限制肯定说的上述命题背后蕴含的意思为：在债务人尚有资力时，特定物债权人可以通过请求其承担责任，从而实现其债权。但是，由于特定物(如上述所举例中的古董汽车)对于债权人而言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而认为特定物债权人从债务人处获得金钱赔偿即为债权已获“保全”，实难以令人信服!因此，基于保全特定物债权的需要，我们似应重新考虑一律否认特定物债权人于债务人尚未陷于无资力时行使撤销权的权利的合理性。此时赋予特定物债权人撤销权，而不赋予金钱债权人撤销权，表面上似乎有悖于债权平等原则，但其实际上是对债权平等原则进行实质上的诠释。
限制肯定说认为，无条件的承认特定物给付行为之撤销，将有害于交易安全，而且将影响民法上关于物的交付及登记制度。[16]本文认为，限制肯定说所持反对理由虽有一定道理，但是其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后买受人从真正权利人(债务人)处受让权利，本无所谓善意与否的问题，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规定，已是对于物权公信力保护的限制。承认特定物债权人于债务人尚未陷于无资力时有行使撤销权的权利，充其量仅仅只是将物权公信力保护的限制的范围作了一定的扩大。其次，债权与物权的区分，与其说来自其权利本身的内容，不如说是来自于其权利内容所决定的公示的可能与方式。当债权能克服其公示上的困难，而能够使其权利人对之取得准占有，对于此种债权在规范上也能够，从而可以从事一些相当于物权的规范方式的安排。[17]关键的问题在于未经公示的债权如何可以获得相当于物权的效力。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中，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以债务人与受益人(后买受人)均属“明知”[18]为前提要件，而债权人须负举证责任证明债务人与受益人(后买受人)的“明知”。若债权人能证明受益人(后买受人)的“明知”，即未经公示的债权虽未能取得对世的效力，但可以认为该债权因后买受人的“明知”而取得针对后买受人的公示的效力。[19]再次，法律如维持特定物债权人之撤销权，亦不妨碍债务人或第三人通过磋商谈判而由债权人处取得该特定物。[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