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分类，与其他分类相比，无论从公司法理论还是司法审判实践看，都具有较大的价值，有必要对其做出具体的分析。
我国现行公司法对隐名股东并没有做出定义，隐名股东只是实践中人们对公司的隐名出资人的一种身份称谓。隐名股东的出资行为一般是其通过向显名股东缴纳出资款，再由显名股东将其出资款交付公司而完成的。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必定存在出资协议，协议约定了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出资权利、义务。
隐名股东之所以不愿意成为显名股东往往都是由于这类投资人不愿意让他人了解自己的投资行为，这样的投资形式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风险。隐名股东无法享有股东会巾的表决权，无法限制显名股东将其投资所形成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当他人通过司法途径强制处分显名股东名下的股权时，隐名股东对这些股权的权利无法阻止这个强制处分行为。
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没有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既没有肯定其合法性，亦无禁止性规定。新《公司法》第33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这个条款可以看出：法律虽然要求公司将股东情况如实向登记机关登记，但是如果存在没有登记的股东（隐名股东）情形的，公司法并不否认隐名股东对公司出资行为的法律效力，但是该隐名股东对其出资的权利却不能对抗第三人对其出资的权利。例如：某隐名股东的出资登记在某显名股东的名下，显名股东在隐名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了第三人。隐名股东获悉后却不能主张显名股东对第=人的转让股权行为无效而追回股权。
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往往运用民商法的基本原理来加以解决，其所依托的理论可归纳为两种，一为“实质说”，一为“形式说”。
（一）实质说
“实质说”从民法的真意主义出发，其理论依据在于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主张探求与公司构建股东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以外在表示行为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基础。此观点认为，无论出资行为的名义人是谁，事实上做出出资行为者应成为权利义务的主体。此外，肯定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投资积极性，更大限度吸收社会闲置资金用于生产，缓解经营者对资金需求的压力，促进经济发展。
（三）形式说
“形式说”从公司法的团体法属性出发，强调法律和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认为承认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地位会导致以名义出资人的名义所形成的所有法律关系的效力被全盘否定，从而使公司的有关法律关系变得不稳定，损害善意股东和第三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公司的登记管理，认为应以对外公示的材料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