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最近，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凤凰山庄的27户居民通过行政诉讼，使自己的房子免于被拆迁。3月26日，长沙市中院判决长沙市人民政府的“土地收回令”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意味着这些居民的房子不用被拆迁，不用提前59年交出手里合法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了。（3月31日《三湘都市报》）
长沙市政府败诉的理由是程序违法：2009年2月，长沙市政府作出了对凤凰山庄所在地块的“土地收回令”，并在《长沙晚报》发布公告。但直到6月要求小区业主签拆迁协议时，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指挥部才将“土地收回令”张贴在小区门口，居民才知房子将被征收。法院认定：向行政相对人送达行政决定，是具体行政行为成立的必备条件，长沙市政府没有送达，因此“土地收回令”对这些居民无效。
当拆迁日益成为社会焦点问题，当一起起暴力拆迁案伤害社会良知时，这起案件无疑有着积极的示范意义。它向人们昭示：公民应以法律的名义，向违法拆迁说“不”；政府应以法律的名义，实施合法拆迁行为。这才是杜绝野蛮拆迁的必由之路。
野蛮拆迁的本质是违法拆迁，过去一系列严重的野蛮拆迁惨案，其本质是个别地方政府的行政违法。比如江苏东海父子自焚抵抗拆迁案，3月30日，镇政府承认了自己没有拆迁许可证，甚至承认国家根本没有针对农村集体土地强拆的法律。既无法律，何来“违章”？既无“违章”，何劳政府强拆？所以，这起野蛮拆迁本来就是镇政府的行政越权，即政府的行政违法，而不是公民的“暴力抗法”。
我国法律从未赋予政府野蛮拆迁的权力，这意味着一切野蛮拆迁都是违法的。事实上，现行法律法规足以规制地方政府的野蛮拆迁，关键只在于它是否恪守依法行政、依法拆迁的法治底线。这一点上，败诉的长沙市政府依然值得肯定，虽然其被判行政违法，但它服从了法院的判决，没有继续拆迁。这维护了法律尊严，也维护了政府尊严。
野蛮拆迁往往以公权违法行政始，以私权受害终，这样，公民要维护权利，纠正公权违法，就要拿起法律武器。在法治国家里，“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法律问题”。这是矛盾的终极性解决机制，矛盾被纳入司法解决管道后，它不会发展成对社会不可控的伤害。比如长沙拆迁案中，双方只是在法庭较量一番，没有发展到像东海那样的自焚，因为公民在法庭上拿到了自己的正义。
然而，公民的司法维权之路并非坦途。长沙拆迁案中居民的代理律师王曙，用“立案难、审判难、胜诉难、执行难、代价大”概括“民告官”之难，其中立案难是行政诉讼案件的难点之最。在一些地方，法院屈于当地行政机关的压力，对涉及拆迁的“敏感”案件，拒不立案受理，使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最终使当事人不得不上访，甚至不惜使用激进手段维权。或者是个别法院对政府的行政违法，以“程序瑕疵”一笔带过，甚至替行政违法行为背书。所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次判决，更显珍贵。
当法律被公民和政府共同敬畏，当司法成为解决拆迁纠纷的理性管道，野蛮拆迁就会彻底失去市场。以法律的名义向野蛮拆迁说“不”，这是公民权利，更是政府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