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内容提要: 证明标准具备三大特征，即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其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其适用主体是裁判者。我国现存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立法、理论、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不同审查阶段适用的证明标准欠缺层次性等。因此，我国应重新建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
（一）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其都是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方指控被告人有罪必须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必须证明所控罪行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国则在《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了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公式，让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自问“你内心确信了吗？”。
（二）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
证明标准是指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运用证据去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是关于案件事实是否已经证明的尺度。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运用证据都是围绕着案件事实这一客体进行的。证明标准就是用来衡量证据是否已达到证明案件事实这一客体的要求。
（三）证明标准的适用主体是裁判者
事物运用标准来衡量，总有一个运用标准的主体。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行使审判权的唯一主体是国家，国家再授权给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最终运用证明标准的还是具体负责案件的国家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根据案件进行的不同阶段分别由负责案件的警察，检察官，法官来作为案件的裁判者。证据是否达到立案的证明标准由警察或检察官来裁判，是否达到起诉证明标准，由检察官来裁判，是否达到有罪的证明标准，由法官来裁判。所以，证明标准的适用主体是裁判者。
根据证明标准的三大特征，我认为证明标准应定义为：法律规定审查判断案件事实的人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时，依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
二、我国立法中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立法表述过于抽象
我国证据立法的条文过少，关于证明标准的条文更是微乎其微，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笼统，远不能适应司法实际的需要。简单的一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成为我国证明标准的标准公式。那到底什么样才是事实清楚，什么样才是证据确实、充分，如何做才能达到事实清楚，如何做才能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呢？我国的立法中并未叙及，显得过于抽象，不够具体。
（二）立法表述过于单一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在立法中没有按司法行政机关的不同职责进行分层表述，显得过于单一。分析一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我们对此就会有更清晰的认识。1.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证明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证明标准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
2.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起诉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根据此条，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检察机关提公诉的证明标准是“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4.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2）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3）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在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标准只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逮捕的证明标准要比立案高些，要求“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而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要比前两个阶段高得多。要求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这些根据案件审理的不同阶段所进行的分层是有限的，还没能很好地反映出案件审理在不同阶段对证明标准的真实要求。因为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和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属于相差很大的不同阶段，对证明标准的要求应该是个阶梯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该要比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要高，而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应比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要高。但立法却将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作了相同的要求。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显得过于单一。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公安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从理论上讲，注重客观真实是诉讼中的基本要求，挖掘案件真实，也是诉讼的最高境界。在客观真实说指导下的客观真实标准的实践者们，尽职尽责地为挖掘案件真实，他们不惜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超期羁押，进行刑讯逼供。在他们看来，口供是证据之王，于是他们就自信地肯定犯罪嫌疑人就是犯罪人，不惜一切手段地让犯罪嫌疑人招供，以此来查清案件事实，然后让犯罪嫌疑人再招供犯罪证据之所在，公安机关再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指引去寻找证据。在强调尊重人权，宁可枉纵一千，不可错杀一人的今天，导致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屡禁不止的片面强调客观真实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page]
（二）检察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检察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自感难度大，不适于操作，于是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自定“两个基本”的证明标准，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是对真实证明标准有所降低，以易于适用。
（三）法院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梳理一下我国刑事判决书中关于证明程度的表述，我们便能更直观地了解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现状。按照证明所达到的程度从高到低，从强到弱大致有以下几种表述方式：
1.证据非常充分，完全没有疑问的，在裁判文书中铿锵有力地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
2.证据虽然也很充分，但法官认为尚未达到确凿无疑程度的（如被告否认，但其他证据充分），表述为“足以认定”。
3.证明标准不是很高，但也达到了认定事实程度，不作为主观评价而客观叙述为“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4.证据相对较弱，但法官认为能认定事实的，表述为“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或互有联系）形成锁链，对事实予以认定。这是间接证据定案的情况下使用较多。
5.双方证据相互矛盾，无法排除，法官经取舍作出判断的，表述为”证据间产生的对抗和矛盾不能排除，故事实不能认定，这多在：“一对一”的证据和双方证据冲突，法官有疑问的情况下出现。
6.虽有一些证据但法官认为认定事实没有把握的，表述为“不足以推翻（或不足以认定）”。
7.明显地证据不足的表述为“证据不足（或依据不充分），事实不能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