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代理人的伪证罪。从刑法本身的体系上看，第307条对一般伪证罪的规定 ，那么在规定了一般伪证罪之后，又另外设立一个特殊的、针对辩护人的伪证罪有无必要？更进一步说，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呢？
1、从刑法本身来看
有人认为，这样的立法是歧视立法 。我不这样看，刑法既有一般规定，又设立特殊规定，本身并不能说明是歧视。刑法单独规定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同时又规定了交通肇事罪，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说刑法从立法就在歧视司机。如果认为第306条针对辩护人、代理人的伪证罪是歧视立法的话，那么第305条针对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的伪证罪，是不是也是歧视呢？立法上，设立一般规定，又设立特殊规定的，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刑法本身有很多这样的条文，如此规定，也是体现罪行法定原则的。因为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本身要明确，禁止模糊的构成要件。如果模糊立法，是对法治国家的怀疑 。所以，在一般伪证罪之外，再规定一些特殊的情况，是有利于构成要件的明确化，是合理的。
2、从宪法来看
宪法规定的平等保护，是否和本条有冲突呢？平等保护反对的是，不合理的差别待遇。因此，这里就存在一个归类问题，把哪些东西归类于不合理，把哪些归类于合理。在不同的领域，归类的标准不同。在经济领域，是低等审查，就是非常宽松的标准，很少会归类于不合理 。在性别歧视领域，是中等审查标准 ，也是比较宽松的认定。辩护人、代理人和鉴定人、翻译人一起，都是社会正常的分工，很难说，对他们立法是和一般大众不做伪证义务的偏离。辩护人和代理人是专业从事法律的职业人，当然比一般人更多的负有不做伪证的义务。因此，从宪法的角度看，我认为第306条没有什么问题。
3、第306条的真正问题
第306条的问题，不在于本条对刑法体系本身是否和谐与本条是否合宪问题。第306条的问题，是法律工具主义在作怪。统计资料表明，第306条大量的被用作于对付律师。于是一个本身不是恶法的法，被人们尤其是律师们认为是恶法。因此，与其说是宪法问题，到不如说是一个法律社会学的问题。是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效果的冲突，而不是法律效力本身的冲突。本来，蕴涵于第306条的法律目的，是对辩护人、代理人科以不做伪证的义务。这样的目的是通过刑法法条的效力来表现出来的。现实中，这样的效力被人们遵守了吗？统计表明，新刑法公布后，适用第306条的案件时有发生，说明还是被司法实务所遵守的。但问题不仅仅时被遵守的问题，而是遵守了以后，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果。这个是法律社会学所关心的。现实是，效果非常差。律师不敢办刑事案件，就是怕被司法机关“遵守”第306条。[page]
即使本条和刑法是体系符合的，即使本条和宪法之间是合宪的（有效力），即使本条在现实中是被遵守的（有实效），但本条的效力、实效所带来的法律效果，却是妨碍了法律职业的一体化（没有效果）。本条成为威慑律师的工具，而不是预防做伪证的犯罪行为。刑法的预防效力，被挪做他用，我想这笔帐，不应该由第306条来承担，也不是由宪法平等保护来承担，而是由整个法律职业团体来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