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979年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罪行相适应原则，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才对罪行相适应原则做了明确的规定。该法第5条规定：“刑法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罪行相适应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且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刑法总则中，我国刑法确定了一个科学的刑罚体系，这个刑罚体系按照各种刑罚方法的轻重次序分别加以排列，并且各个刑罚方法相互区别而有彼此衔接，可以说结构严密，主附配合，能够根据犯罪的各种情况而灵活地被运用，这就为罪行相适应奠定了基础。
我国刑法总则还根据各种犯罪样态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危害性的差异，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例如，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 20、21条);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刑法第22条);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第23条);中止犯应当免除或减轻处罚(刑法第24条)。在共同犯罪中，规定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27条);胁从犯应当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28条);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刑法第29条)。犯有有数罪的则要实行并罚原则(刑法第69条);在数罪并罚中，又根据后罪是判决宣告以前所犯还是刑罚执行过程中所犯，分别规定“先并后减”与“先减后并”的方法(刑法第70条)。以上种种规定，都体现了我国刑法中的罪行相适应原则，也是刑事辩护中的一些重要依据和理由。
我国刑法总则又根据刑罚目的和犯罪人身危险性的大小，规定了一系列的刑罚制度，例如累犯制度(刑法第65 条)、自首制度(刑法第67条)、缓刑制度(刑法第72、73、74、75、76、77条)、减刑制度(刑法第78、79、80条)、假释制度(刑法第 81、82、83、84、85、86条)。在这些刑罚制度中，累犯因人身危险性大而从重处罚;自首因人身危险性小而从轻处罚;适用缓刑的根本条件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减刑是因为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假释也是因为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这就说明，这些刑罚制度是根据教育刑的刑罚目的和适应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而设置的;这进一步说明，人是可以改造的，刑罚与未然的犯罪相适应是罪刑相适应的应有内容之一，根据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确定刑罚的轻重以及对原判刑罚做适当的调整应视为罪行在新的基础上的均衡。
罪行相适应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刑法分则体系的根据之一。根据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犯罪行为危害的客体不同，其社会危害程度也不同，因而所处的刑罚也就不同。刑法分则各类罪的排列和各类罪名体系的建立，基本上是按照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罪行的轻重决定的。同时，我国刑法分则又对各种犯罪规定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并且根据犯罪情节轻重，分别规定了两个甚至三个量刑幅度，这样就为司法人员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正确地适用刑罚留下了余地。因此，我国刑法分则也体现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当然，罪行相适应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能否得到落实，最终还取决于我国整个法治环境状态和刑事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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