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配合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即将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其中有专章规定刑事和解程序，即对与被害人或其家属达成和解协议的犯罪人，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甚至不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近日表示，为了化解社会矛盾，要积极实践刑事和解制度，并作为特别程序规定在法律里适用好，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然而，凡事皆有利弊，在一片叫好声中，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刑事和解的弊端，慎重适用这一制度。
刑事和解的最大弊端，是违背刑法的报应观念和预防目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公民报应观念的直观反映。这一报应观念，在“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原则的保障下，是能够得以实现的，也有利于抚平社会大众对犯罪的愤怒心理。然而，有了刑事和解之后，犯了罪，作了恶，如果只要赔钱、道歉，就可能不受刑罚处罚，恶人得不到恶报，则容易导致公民道德混乱和引发新的社会怨恨。
而“恶人不得恶报”的制度化，也容易削弱刑法的预防效果：对于犯罪人来讲，反正赔了钱或道了歉，即使犯了罪也没关系，他就不可能真正悔过自新，不可能真正尊重他人权利从而不再犯罪;对一般公众而言，其示范效应将是，一个人只要有钱，就可随意犯罪，至少犯罪的后果未必可怕，则遵守法律未必是最佳选择。实际上，交通肇事罪刑事和解的后果已经显现，一些人随意醉驾飙车，把他人生命当儿戏，甚至有人借交通肇事之名，行杀人越货之实。
刑事和解的另一弊端，是适用范围不明确。
一方面，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的规定，除渎职犯罪之外的过失犯罪，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以及侵犯财产罪，都可适用刑事和解。该条中规定的“可能判处三年(或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适用限制，其实毫无意义，因为，任何犯罪，即便是像故意杀人这样的重罪，只要犯罪人具有自首或者立功等情节，都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本无权认定“自首”和“立功”等情节，则他们能否主持或者建议当事人和解，以及何谓“民间纠纷”，由哪家机关来认定“民间纠纷”，“民间纠纷”是否修饰“侵犯财产罪”，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又过于狭窄。因为，刑法中几乎所有的犯罪，都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也可能“因民间纠纷而引起”，如果对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这样的重罪都可适用刑事和解，则对诸如侵犯著作权罪之类的轻微犯罪反而禁止刑事和解，是没有道理的;而不管前罪所判刑罚轻重，一概禁止对前五年内曾故意犯罪的犯罪人适用刑事和解，也没有道理。
刑事和解的第三个弊端，是“花钱买刑”。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仅仅是赔礼道歉即能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十分罕见，必然是赔偿损失等真材实料才见效。这样，有钱人容易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获得从宽处罚，而穷人则因赔不起钱而难以得到对方谅解。甚至，实践中已经出现因赔不起钱而不能保住性命的例子：犯罪人将被害人的脖子几乎割断一半，一、二审法官经多次调解，都因犯罪人家属赔不出对方所要求的五十万元钱，无法达成和解协议，加之被害人家属一而再再而三对法官进行人身威胁，而不得不对犯罪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相反，同样是故意杀死人，因为赔偿满足了对方的胃口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大有人在。
因此，在本质上，刑事和解就是花钱买刑，恐怕无人能够否认这一点。至于所谓“被告人真诚悔罪”、“被害人自愿和解”或“谅解”，“严格限制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等等，大体上都是不切实际的话。
刑事和解第四个弊端，是会引发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一方面，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赋予司法机关的权力过大，容易导致司法腐败。例如，新刑事诉讼法第279条赋予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权力，容易导致检察机关徇私枉法不起诉;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518条赋予人民法院违反刑法规定适用“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的权力，无疑也为司法腐败开启了新的大门;至于公安机关违法适用刑事和解而撤销案件的例子，也时常见诸报端。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为了追求政绩，迎合上意，难免不顾被告人、被害人意愿而主持甚至强迫当事人和解，也易导致司法不公，有先定后审之嫌。例如，有这样一个例子：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自始至终都作无罪辩护，但是庭审一结束，法官即主持被告人家属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当场给付。
总之，刑事和解不是洪水猛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刑事和解违反刑法理论、容易导致司法腐败等诸多弊端，在适用时应当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