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的监视居住制度在执行层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以致实践中司法机关不愿采取这种措施。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使用条件较难把握。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监视居住一般应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只有对没有固定住处的人才能指定住处监视。然而，流动人口在案发地没有固定住处，但在老家有固定住处的，算不算有固定住处?长期租住的住处算不算固定住处?这些问题都有待明确。二是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住在家里难以有效监视其行动。当前，我国人口流动量极大，交通、通讯发达，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又十分突出，这些都增加了监视的难度。
上述困难导致实践中司法机关在选择强制措施时很少采用监视居住，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么放任不管，要么突破法律规定对有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指定住处执行。以笔者最近遇到的一个案子为例，犯罪嫌疑人金某在某娱乐场所与保安发生冲突，事后指使亲戚胡某纠集十余人冲入该娱乐场所将多名保安打伤。侦查中公安机关传唤到了金某与打人者，但胡某潜逃，金某拒不承认其指使胡某纠集多人打伤保安的事实，打人者只知是胡某叫他们去打的，对金某与胡某之间的事并不清楚。公安机关对金某关也不是，放也不是，遂指定住处对其监视居住。一星期后胡某落网真相大白，金某被刑事拘留。事后，金某家属认为公安机关对金某指定住处监视居住违法，称金某是本地人，有固定住处，依法不应指定住处进行监视居住。这里的确有个两难，在不符合刑事拘留和逮捕条件的情况下，若对金某取保候审或完全不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事实就将面临不能全部查明的危险。
目前，在对监视居住进行立法完善这一问题上，理论界与实务界基本已达成共识，但具体如何完善，还存在不同观点。在笔者看来，对刑诉法有关监视居住的条款可作如下修改：首先，不管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无固定住处，一律指定住处监视居住;其次，执行期限由原来的6个月缩短为3个月。这样处理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让犯罪嫌疑人在家里执行监视居住有许多不便，实际执行起来会与取保候审没有区别，而实践中确实有不能刑事拘留、逮捕又不能取保候审的情形存在。二是针对指定住处监视居住将成为变相羁押的担心，缩短监视居住的期限，可以有效缓解指定住处带来的严厉性。此外，为减轻指定住处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还可以对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进行严格限制，如规定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要经检察机关批准，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需要适用监视居住的，须经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以此加强监督，防止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