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格权纠纷

　　2004年5月5日，“人造美女”杨某报名参加了某传媒有限公司主办的选美大赛。 5月12日至13日，杨某参加了初赛，并与其他79选手一起进入复赛，后又与其他30名选手一起进入决赛。5月21日下午，该公司通知杨某取消其参赛资格。该通知的内容为“鉴于有关证据表示，您是人造美女，故组委会决定取消您参加总决赛的资格，特此通知”。后有关“人造美女”被拒参赛的报道见诸报端。5 月26日上午，该公司又通知杨媛组委会恢复她参赛资格。杨某来到组委会后当面撕毁了恢复参赛的通知。双方矛盾激化。6月1日下午，杨某到法院正式将该公司告上法庭。杨某认为，被告公司称其为“人造美女”，构成对其名誉的侵害，因而要求被告赔礼道歉，索赔5万元。6月3日，法院正式受理此案。1

　　[分析]

　　被告是否构成对原告一般人格权的侵害

　　一般人格权源于德国民法，实际上是德国法官造法的产物。德国法院创造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德国基本法》第1条关于“人的尊严”和第2条关于“人格自由发展”的规定。8所以，一般人格权存在的价值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

　　我国学者于构建我国的人格权法时引入了该制度，并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而且根据我国宪法第38条前句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因此，在我国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也具有宪法依据。

　　至于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学界的认识并不统一。但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采取与德国法相同的立场，即承认一般人格权存在的价值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人格平等是一般人格权的重要内容。9就本案而言，被告因为原告是“人造美女”就取消其参赛资格。如果说被告构成侵权，那么，其行为应当构成对原告享有的“人格平等”的权利的侵害。

　　但是，一般人格权作为一种框架性的权利，其遭受侵害时的违法性认定有特殊之处，即不仅要有权利侵害的事实，还必须要进行个案的利益衡量。10所以，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必须进行个案考察。本案中需要衡量的是原告享有的人格平等的权利与被告所享有的经营自由的权利。这两个权利实际上都是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前者属于宪法上的平等权，后者属于宪法上的自由权，因此本案中已经出现了基本权利的冲突。

　　对于如何解决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学界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观点：11(一)基本权价值位序衡量说。此说认为，在基本权利相冲突时，应将基本权定出价值位序的高低，较高位阶的基本权有优先于较低位阶基本权受考量的法律上的理由。但对于如何界定基本权价值位序的高低，学者见解不一。学者Harald Schneide提出，要建立一个“基本权利价值位序表”，而学者Walter Leisner则提出要依据各个基本权利规定的“方式及种类”而定，例如仅部分法律保留者应当较广泛法律保留者优先受保护。(二)具体规定优先于概括规定说。此说认为，基本权利为宪法所明示列举者，应当认为立法者已经体会出此种基本权利有绝对的重要性，相对于概括存在的基本权利而言，明示列举者有它更值得重视的理由。(三)比例原则衡量说。此说认为，在基本权利冲突时，应当考察基本权主体在行使其基本权时所采用的手段、动机与目的等，并依据“比例原则 12”以确定该基本权主体是否过度限缩或侵害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四)立法目的取向的法益衡量说。此说认为，在基本权利冲突时，应当在具体的个案中斟酌案件的事实，依据立法者的目的，由司法者依据其合理的确信而进行“法益衡量”。(五)立法者冲突解决说。此说认为，就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立法者应享有“优先权限”采取适当的规范与手段，于衡量特定社会行为态样中相冲突权利的比重后，决定系争情形中对立基本权利实现的先后。(六)个案中的利益衡量说。此说认为，因为缺乏一个由所有法益及法价值构成的确定阶层秩序，因此，只能由法官就个案事实，在均衡双方的利益后，作出一方利益属于“较高价值”的判断。

　　我认为，以上诸说都有一定的道理，而且都从某个侧面提供了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方法。但是，前五种学说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单纯采用其中任何一种学说都难以解决基本权利的冲突问题。而个案中的利益衡量说虽然等于是赋予了法官全权，容易导致法官主观意见加入判决，但是，却也可以让法官考察案件事实，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以妥当解决基本权利的冲突。

　　我认为，就本案而言，原告参加选美比赛，只是其业余生活的一部分，不允许其参加某一选美比赛并没有影响到其职业和生计。虽然原告不能参加不允许人造美女参与的选美，她还可以参加其他类型的选美比赛。因此，原告的权利不应当成为限制被告自由经营的权利的根据。二者相比较，被告的基本权利在本案中更应当得到保障。而原告的基本权利应当于本案中受到适当的限制。也就是说，原告享有的人格平等的权利只是在本案的特定情况下予以适当地限制，以保障被告所享有的自由经营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