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的认定

　　本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因此，这一规定包含了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受贿罪主体的内容。理由是:一是地位的形成，通常是职权孕育的结果，两者互相依存;二是地位形成，往往与行为人拥有职权时间的长短、高低成正比;三是在一般情况下，职位的丧失并不直接影响行为人地位便利条件的消失。所以说，当国家工作人员离(退)休后，虽职权丧失了，但因原有职权而形成的地位便利条件，不会即刻消失。这就为该类人员变成受贿罪主体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件时，要严格把握、注意以下问题:

　　1、已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利用本人原有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通过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非法向请托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才能以受贿罪论处。因此，已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受贿行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利用了本人原有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2)这种便利条件，必须是通过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具体完成的。这种便利条件与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便利条件，是相互包容的、依存的。

　　(3)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至于该利益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以及是否真正谋取到了利益，均不影响受贿行为的成立。

　　(4)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其中，所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的价值或使用价值，必须达到5千元起点。至于本人从中索取或非法收受到的财物，是否真正归本人所有了，并不影响受贿行为的成立。

　　2、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如系行为人不违背原职务的行为，则不论何种原因受贿未遂，均不宜追究离(退)休人员的受贿责任;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如系行为人违背原职务之行为，则不论何种原因受贿未遂，也应追究离(退)休人员的受贿责任。

　　3、请托人给予行为人的贿赂，应当是离(退)休人员所要求互相约定的财物。如有不同，行为人收受后，或请托人未按约定的期限给付行为人贿赂的，均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4、行为人在职期间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但未向请托人要求或约定贿赂，而请托人在行为人离(退)休后出于感谢给予财物的，一般该离(退)休人员不构成受贿罪。但是，如果行为人违背原职务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且明知请托人是因此而给予数额较大财物的，则不因为行为人的离、退休，而影响其构成受贿罪。

　　5、对于离、退休人员被重新聘用，并依法从事公务中而为的受贿行为，应按受贿罪论处。

　　6、对于在职时受贿，而离职后为请托人谋利，或者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而离职后索取、接受财物的，应按受贿罪论处。

　　(二)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前受贿条件的认定

　　根据本法第16i3条、本条、第386条和第388条规定，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取得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或取得现有职权之前而为的受贿行为，要严格把握。具体来说:

　　1、要严格把握任职前与任职后的界限。即要以行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起为标准区分。即行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以前而为的受贿行为，属于任职前的受贿行为;而行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包括当日)以后而为的受贿行为，属于任职后的受贿行为。

　　2、是否依法追究行为人任职前而为的受贿行为，要严格把握，区别对待。关键是看受贿行为与行为人任职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如果存在，则应认定为受贿罪;如果不存在，则不宜按受贿罪论处。

　　(三)说明

　　1.本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

　　这一点同于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本罪在主观方面体现为故意。在客观方面，则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问题在修订后《刑法》公布后尚未作出新的司法解释前，可参考“两高”《关于执行(关于严惩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

　　2.注意

　　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能构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3.1988年《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受贿”、现《刑法》已将该内容收纳为第三百八十五条，但将其主体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对经济受贿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时，要注意正确界定回扣、手续费的概念。区别回扣与佣金、折扣、奖金的不同，在正确认定“违反国家规定”的问题。在实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中，特别要注意区分受贿罪与非罪的界限，包括受贿行为与正常礼尚往来的界限，受贿行为与获得合理报酬行为的界限，受贿罪与经济上不正之风的界限，受贿罪与一般受贿行为的界限，尽量避免错案的发生。

　　4.关于“预约受贿”问题

　　最高法院关于离退休人员事先约定以后收受财物仍以受贿定罪的规定，已经明确，可依此执行。

　　5.关于共同受贿的认定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构成犯罪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6.混合主体能否构成共同受贿罪

　　所谓混合主体犯罪是指有特定身份者与无特定身份者的共同犯罪。在身份犯诸如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犯罪中，主体必须是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那么非国家工作人员例如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所实施的行为能否构成受贿罪呢?回顾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在1997年新刑法修订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其中明文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显然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共犯。但是新刑法的修订取消了此条，仅对共同贪污行为有所规定，而对混合主体的伙同受贿问题没有涉及。基于此，许多同志对新刑法实施以后如何认定混合主体的共同受贿行为产生了模糊认识。笔者认为：依照共同犯罪的理论以及遵循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受贿的行为仍可以构成共同受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