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医院接诊不及时，导致胎儿死亡
原告诉称，2014年8月29日12时许，原告因临产胎膜早破，拨打被告某妇产医院急救电话。8月30日凌晨2时左右，被告某妇产医院救护车到达原告处，但该车既没有随车医生，也无任何急救设备，只有护士一名。护士做简单检查后，即让原告步行上车，并在未对原告采取任何急救措施的情况下，让原告自行采取坐姿坐在车厢内，自己却到驾驶室就座，未尽到陪护职责；车行驶后不久司机又接一电话，遂改道去接另一产妇，其间耽误近一个小时时间，将原告送到医院已是8月30日凌晨4点。
到医院后，被告并未采取相应急救措施，等做完彩超检查，即告知原告胎儿已死亡，并要求原告立即转院，称其无能力治疗，之后对原告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原告转院至被告某医院，某医院接诊后亦未马上采取急救措施，并以双休日无大夫值班为由，直到9月1日下午才给原告实施剖腹产手术，最终导致原告产下一死亡胎儿。
原告认为，二被告在急救接诊及诊疗过程中极不负责任，违反相关急救及诊疗规范，未尽到相应的救助义务，构成重大医疗过错，并造成待产胎儿死亡的严重后果，给其身体及精神健康造成严重损害，同时也给原告家属以沉重打击，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医疗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43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不存在延误时间情况
被告某妇产医院辩称，被告2点1分到达原告处，与原告见面后待其收拾完后出发，在2点23分左右到达第二产妇处，第二产妇已在路口等候，后于3点23分到达聊城市南环，并于4点3分为原告做检查。整个时间段没有延误，不存在延误1小时的情况。某妇产医院认为，胎死宫内时间是在原告拨打妇产医院电话之前。涉案车辆是妇产医院提供的接送产妇的车辆，不是救护车。
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规定明确，出生才具有民事权利。胎儿出生为死婴，无论鉴定意见如何，原告主张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不存在法律基础。原告诉求于法无据，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某医院则辩称，原告入院时胎儿为死胎，原告胎儿死亡的任何原因与本医院无关，不存在任何的延误。
法院：原告证据不足，依法驳回诉求
法院在审理中查明，2014年8月29日，原告贾某因临产胎膜早破，拨打被告某妇产医院急救电话，于8月30日凌晨2时左右到达被告妇产医院，4时8分妇产医院超声医学影像报告显示结论为单胎晚妊死胎。2014年8月30日14时，产妇入某医院治疗诊断为41周妊娠分娩、死胎、疤痕子宫、胎膜早破、羊水过少、脐带缠绕等，后行剖宫产术。诉讼期间，原告于2014年12月30日申请对二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进行鉴定，于是法院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后于2015年7月21日在鉴定中心会议室召开三方代表参加的听证会。2015年8月3日，原告贾某向鉴定中心提出书面申请要求终止鉴定并退还鉴定费用，撤回了鉴定申请，后该鉴定被技术科退回。鉴于此，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有关法律之规定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包括：
（一）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主观上必须有过失；
（二）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有违法违规行为；
（三）必须有损害事实的发生；
（四）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必须有因果关系。
以上四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本案原告对院方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申请鉴定后，又撤回了鉴定申请；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属于举证不能，应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退一步讲，即使被告有过错，公民从出生时起具有权利能力，而该胎儿在母体子宫内已死亡，未出生已死亡，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其主张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故被告辩称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