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进城务工人员的维权案例明显增多。山东省农民工维权工作站成立一年多来，接待咨询案例2000多个，涉及人员一万多人，结案率为24.7%。对于专职从事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李强律师来说，24.7%这个比例还不是很理想。
元月1日，山东省农民工维权工作站副站长李强回顾以往的维权案例，总结了农民工维权难的四方面问题。
取证难，执行难
案例回放：2007年冬，济宁市四十多个农民工在包工头的带领下打工。包工头吴某每月“借钱”发放每人二三百元的基本生活费，其余的工资“等工程竣工之后再用工程款统一发放”。连续半年的劳作之后，工程终于竣工，包工头吴某却失踪了。厂方称已经与工头结算了工资，而且还出示了一份吴某欠厂方三万元的欠条，称自己“没有理由再掏钱给农民工发工资了”。
为了讨回半年的血汗钱，四十多个农民工联合提起诉讼。半年的诉讼期后，法院开庭审理，被告却缺席了。因为农民工拿不出劳动合同证明与厂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法院判决由包工头吴某承担一切责任。然而人海茫茫，吴某没有找到。工资没有讨到，又花费了为数不少的诉讼费，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其中一对农民工夫妇双双自杀。
专家观点：这个案件是整个农民工维权过程的一个缩影。这首先是反映了取证难的问题，因为用工方的逃避以及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的淡薄，农民工与用工方之间往往没有正式的书面合同，即便有也是签完之后被用工方拿去，农民工自身并没有备份，视同没有。
费用高，时间长
案例回放：2008年春天，在聊城某工厂，因为机器开关失灵，一位农民工的右手被从手腕处全部截掉。李律师在五月份接手了这个案子，通过两个月的调查取证，终于通过录音材料证明了该农民工与机械厂的劳动关系。之后又用两个月时间进行工伤认定。又两个月之后，鉴定结果公布，然后又是两个月的复议期。直到现在还没有进入正式的仲裁程序。为逃避十几万元的赔偿费，厂方已经把出事的工厂卖掉了。即便明年能够顺利争取到工伤赔偿待遇，也无处寻觅赔偿方了。
专家观点：这个案子反映了农民工维权的最大难题——时间长，程序繁琐，而这个过程中，差旅费、仲裁审理费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如果仲裁结果不满意再提起上诉的话，就要再加上律师代理费、上诉费，所耗的费用往往已经高出农民工所能争取到的赔偿了。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便只能拿到该得报酬的一半甚至不到一半，农民工也会尽量避免走司法途径。
劳动关系确认难
案例回放：李强律师就受理的农民工维权案件来到某地劳动仲裁部门，当工作人员听明来意后表示，农民工工资纠纷应当属于劳动报酬范畴，这和工资不是同一个概念，因此无法受理。李强表示，这样的事情他经历了不止一次。
专家观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在程序上有三个步骤，一是企业内部调解，调解不成则进入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仲裁结果不服再由法院进行一审、二审判决。
首先，因绝大部分农民工没有与承包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纠纷，承包方会以与其没有劳动关系推脱，这样不得不把农民工推进一个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仲裁程序，如果对方故意推脱的话，事实劳动关系认定后，不服即进入诉讼程序，一审、二审走下来，差不多一年了。如果是工伤赔偿案件，工伤认定后，如对方不服，再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一审、二审下来差不多又一年过去了。到第三年才能依据工伤认定提起享受工伤待遇的仲裁请求，仲裁再不服，又是一审、二审。如是而已，一个案子下来三年过去了，工程早竣工了，工程承包方、包工头早就人去楼空了。
对很多农民工来说，他们往往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对用人单位进行资质审查，这就导致很多农民工是在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挂牌公司打工，这就不能构成实质性的劳动关系，权利受到损害时也就难以受到法律保护。[page]
恶意逃薪花招多
案例回放：去年上半年，在某工地上，包工头雇用一些人寻衅滋事，故意挑起事端，最后和几位农民工动了拳脚。此时工头站出来，表示可以给双方协调。最终协调产生的费用，与农民工的劳动所得相抵消。
专家观点：这是典型的恶意逃薪行为。结合以往处理的案件，这些恶意逃薪行为总结为以下几点：
手段一：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称工程质量有问题，拒绝支付工资，然后另找一拨人来进行工程建设。
手段二：工程快完工的时候，所谓的包工头、开发商、承包方等的负责人便找不到了。或者是工程进行过程中以“人事调动”为由更换项目负责人，因为农民工的合同往往不够正式，只有原负责人签名而没有公章，到农民工讨薪的时候，新负责人就可以以“ 我不认识他，没这个人”为由拒绝承担责任。
手段三：以各种理由克扣工程款。一是称建筑材料被偷，并且污蔑农民工是偷盗者;二是故意激起农民工打架闹事，然后罚款;再就是以施工现场不清洁为由罚款。然后理直气壮地用工程款来抵消掉这些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