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未成年人私人活动方面的隐私权与相关权利人知情权的冲突。
未成年人的私人活动，是指未成年人私人的、与父母、监护人及学校教育活动无关的活动。包括校外的日常生活、与他人的交往情况等。私人活动自由是隐私权的一个重要内容，任何人不得干涉。监视私人活动、进行私人跟踪等均可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有的父母、监护人，出于对未成年人的关心，担心未成年人与异性的交往会陷入早恋，或害怕未成年人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会误入歧途，于是对未成年人的私人活动进行盯梢、跟踪、刺探；有些班主任为了使班级管理到位，在班中安插“学生探子”，专门监视难于管理的学生的行踪，搜集这些未成年学生的课外活动情况，甚至放学后对他们进行跟踪盯梢。尽管这些做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客观上都侵害了未成年人私人活动的权利，构成了对其隐私权的侵害。
2、未成年人个人领域隐私权与相关权利人知情权的冲突。
个人领域是指未成年人个人拥有的私人空间。包括未成年人个人房间、集体宿舍中个人床铺、未成年人个人使用的衣柜、抽屉、箱包、口袋、电子信箱、QQ号码及未成年人的身体隐私部位等。未经未成年人同意或允许，相关权利人不应擅自进入未成年人的个人房间，更不应随意检查未成年人的个人抽屉、箱包，私拆未成年人的信件。否则，便可构成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侵害。有的父母、教师，私自藏匿、毁弃、拆看未成年人的信件、偷看未成年人的日记、擅自进入未成年人的邮箱；有的教师因在校发生财物丢失而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搜身、搜箱包及其他私人物品等；有的学校以检查卫生为名而在学生未到场时擅自进入学生寝室。这些做法，要么不符合行使知情权的程序，要么超出了知情权固有的介入范围，构成了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侵犯。
3、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隐私权与相关权利人知情权的冲突。
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信息相当广泛，主要有：未成年人的身高体重、生活经历、个人特殊身世、学业成绩、曾犯过的错误、受过的处分、家庭状况等。在信息时代，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可能被许多相关权利人（如学校和教师）掌握。这些权利人应严格遵循法律规定，不能对这些信息随意予以公开，否则，即会导致与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冲突。实践中，未成年信息隐私权与相关权利人知情权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明显。常见的有：（1）不当泄露未成年人的身体隐疾。如有位班主任在学生体检后，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告诉一位女生，说她的血糖偏高，可能会得糖尿病，结果引起全班学生的哄笑，之后该女生还经常受到同学们的取笑。（2）不当公开未成年学生以前的违法违纪行为。据载，某校15周岁的学生刘某，因在校外偷窃被派出所处以警告处罚，回校后班主任让其站在讲台前公开交待，还拿出被学生们称之为“黑名单”的笔记本，揭露其以前的种种“劣迹”，致使该生长时期在班上抬不起头，还经常逃学。（3）张榜公布未成年学生的考试分数并排名；披露未成年人的心理档案、日记；随意公开未成年学生的某些家庭情况如父母的犯罪经历、婚姻状况等等。
未成年人隐私权与相关权利人知情权之所以易发生冲突，原因众多，主要有：
1、未成年人隐私权的特点所决定。
未成年人作为自然人主体，享有隐私权，但未成年人缺乏行为能力或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其隐私权因而也不同于成年主体的隐私权，一般说来，与成年主体的隐私权相比较，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受到亲权人、监护人、学校及教师的必要限制。这是因为，未成年人无论在生理上、心理上都需要成年人的关爱、引导和激励。正因为这样，我国现行《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都赋予了未成年人的父母、其他监护人、学校及教师对未成年人的“抚养、教育和保护”等义务，这就在客观上为未成年人的这些相关权利人介入未成年人的隐私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这些权利人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度”如果把握不准，超过了必要的合理限度，便会导致未成年人隐私权与权利人知情权的矛盾和冲突。
2、传统落后的教育观念的不良影响。
时至今日，某些父母及部分教师仍然不能完全根除传统落后的教育观念和育人模式，漠视子女及学生的权利，一味地把未成年人看成消极被动的受教育者。有些父母认为，子女尚年幼，缺乏认识和判断力，他们有权了解和决定子女的一切，子女在自己面前应绝对诚实，不应有任何秘密，否则就是不诚实或对自己不尊重；也有部分教师，深受陈腐的教育观念的影响，法制观念淡薄，认为老师在学生面前应有绝对的权威，学生任何的秘密和隐瞒都是对自己的欺骗，因而总是不择手段地去了解、刺探学生的隐私，甚至有意无意地去公开、传扬学生的隐私，侵害未成年人的隐私权。
3、未成年人总体上的权利意识缺乏。
近些年来，虽然社会上重视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呼声日趋高涨，未成年人的权利意识也不断增强，但从总体上看，相当一部分未成年人的权利意识薄弱，不知道哪些是自己的固有权利，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更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面对各种相关权利人的侵权行为，许许多多的未成年人选择的是忍气吞声、暗洒清泪，这不同程度地助长、放纵了相关权利人在“好意”幌子下的侵权行为，从而也加剧了未成年人隐私权与相关权利人知情权的冲突。
4、现行法律制度的缺失与不足。
隐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已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与保护，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都明确肯定了隐私权为自然人的一项基本人格权。可是在我国，隐私权曾长期得不到承认和保护。即使到今天，我国现行法律都尚未将隐私权确定为一项独立的法定权利，隐私权依附于名誉权，对隐私权的保护仍需要借助于名誉权的保护来实现。⑥ 这种做法使许多侵犯隐私权但不损及名誉权的行为无须承担法律责任，不利于公民（也包括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另外，我国相关法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提及未成年人隐私权不得侵害，但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具体内容、未成年人隐私权与成年人隐私权的特殊性、未成年人隐私权与成年人隐私权应有的区别、侵害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行为人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等，均缺乏详细规定，法律上的缺失使许多侵害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不利于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