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杀人是指受被害人的嘱托，或者得到被害人的承诺而实施的杀人行为。具体包括受托杀人与得承诺杀人。在现代各国刑法理论中，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一般被认为是犯罪阻却事由或者辩护事由。
但这是否意味着“同意杀人”行为因而也可以游离于刑法规制之外呢？从立法例来看，目前仅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或地区刑法对“同意杀人”的刑事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日本、韩国等。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刑法中，对受托杀人与得承诺杀人行为刑事责任的规定，通常轻于一般故意杀人。如日本刑法对同意杀人（嘱托、承诺）罪规定的刑事责任为“6个月以上7年以下惩役或者监禁”，而一般故意杀人罪最高则可至死刑；在刑法没有对“同意杀人”的刑事责任作出特别规定的国家或地区，如我国，一般认为“同意杀人”在性质上与一般故意杀人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不同点仅在于刑事责任存在轻重之别。
一、“同意杀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概括而言，各国或地区认为“同意杀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态度还是值得赞赏的。
“同意杀人”与一般故意杀人根本的区别主要在于，行为人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得到了被害人的同意。因此，从生命权本身出发探讨“同意杀人”的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在法律上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就有可能也有权委托他人处分自己的生命，同意杀人行为因而也就应当适用“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的法律格言，阻却犯罪的成立；反之，他也就无权同意他人杀死自己，“同意杀人”行为理应承担刑事责任。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生命权人是否享有生命利益支配权的问题。
我认为，生命利益支配权并不是生命权的具体权利内容。理由是：首先，从支配权的含义来看，生命权不可能包含生命利益支配权。对于国家与社会而言，公民生命是最为宝贵的资源，为了保证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国家、社会总是会尽量采取其可以采取的手段来保护这一宝贵资源，而不会轻易的将它完全交由公民自由处置。在现代各国，出于刑法的谦抑和刑罚的功能之实现的考虑，自杀已不再被作为犯罪处理。但在社会一般观念看来，它仍然是一种反社会的消极行为。对于这一行为，其他公民或者组织，可以，甚至在某些场合必须予以干涉。干涉公民自由处分自己生命的行为不仅不是违法行为，对于具有特殊职责的人来说，甚至是他们的一种职责。而不具有这种法定职责的人救助自杀者的行为，也往往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而不是对其干涉行为的非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