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这一看似简单无疑的问题，却因时代不同而呈现出迥然的面容。在古罗马，只有家父才是罗马私法上的人，具有法律人格。在我国汉朝的奴隶市场上，奴隶与牛马圈在一起，公开比价出售——他们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然而，如果认为人格贬损只是远古的笑谈，就大错特错了。——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1789年美国宪法中，就赫然写着下述文字：“众议员名额和直接税税额，应按本联邦内各州的人口比例进行分配。各州人口数，按自由人总数加所有其他人口的3/5予以确定。”“所有其他人口”指的不是别的，而是黑人。也就是说，在宪法意义上，黑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只能算五分之三人。这还是看得见的条款，这一条款背后，“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是不包括在“人口”总数之内的，他们不算作“人”。
对于什么是“人”这一问题，启蒙思想家提供了与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答案。近代哲学家强调，人具有理性品质和道德责任，因此，每个人作为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尊重人格尊严是现代法的精神基石。每一个人都应当作为“人”而享有“尊严”。因此，每一个人都有权要求其他任何人尊重他的人格、他的生命健康以及他的私人空间；相应地，每一个人对其他任何人也必须承担相同的义务。因此，黑格尔认为，现代法的精髓在于：“做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
人的“尊严”是一种绝对价值，即使相对于“自由”和“生命”价值而言也是如此。对于实施犯罪的坏人可以限制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其生命，但是不能侮辱其人格。尊重人格尊严没有例外，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完全相等同的尊严，无质、量等差之分。即使一个人涉嫌犯罪，却并不因此失去其“作为人的资格”；法律仍然应当把他当作“人”，给予其应有的“尊严”。然而，二战期间的痛苦记忆提醒我们：并不因为我们是人，就会自然而然地享有人的尊严。鉴于此，《联合国宪章》开篇即申明：“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1949年德国基本法规定：“人之尊严不受侵犯，一切国家权力均有尊重和保护之义务。”
时至今日，公然地否定人格尊严的制度即使有，也极为罕见，而直接、间接地贬损人格的做法却层出不穷、花样翻新。1952年，美国加州两名警察获悉有人贩毒，进入嫌犯的住宅后，问及卧室桌上的两粒胶囊时，嫌疑人马上吞入腹中。警察立即将他送入医院，将一种呕吐药强行灌入被告人胃中，被告人被迫将胶囊吐出后，警察以此作为罪证。(Rochinv.California)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湖北，也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强奸案。该案的离奇之处不在于案情，而在于警方制定的抓捕方案：要以被害人再次遭受强奸为条件抓捕嫌疑犯(《北京青年报》2004年7月25日)。这是两起风马牛不相及的案子，但它们有共同之处：在这两个案件中，警察都没有触犯某个具体的法律条款，却同样都叫人很不舒服。两个案件最后的际遇是不同的：头一个案件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后，大法官们认为这种取证方法，有损人格尊严，为正当法律程序所不容，因而撤销了原判。而后一个案件，在大范围地采集血样进行生物样本比对时，由于操作程序混乱，在差点冤枉一个无辜者之后，抓捕方案被弄得一塌糊涂，最终不了了之。该案一经媒体披露，舆论哗然。但是，该案可责之处太多，多得足以掩盖主要问题。假使本案的结局是按照原抓捕方案成功地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我们是否就可以重新看待这个事件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是否抓获犯罪嫌疑人，对警方行为的性质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警方在一开始就把被害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当作可以舍弃的东西，并将之纳入抓捕方案，这和现代司法的基本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诉讼的宗旨是救济被伤害了的权利，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又对社会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那我们倒宁可不要诉讼。刑讯逼供是如此，不人道地、贬损性地对待一个人也是如此。
看得见的刑讯逼供和看不见的人格贬损，同样都在挑战着每一个人做“人”的尊严，也敲击着我们内心深处的良知。尊重人，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即使不写在成文的法律中，也永远是现代法的基本精神。舍此，法律或司法将沦为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