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孤儿们的存在，却让人意识到，距离中国儿童权益保护体制的完善，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从2004年起，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福利研究中心教授尚晓缓就开始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儿童保护体制。今年，受民政部委托，她的构想将在我国两个县级市开展试点，并有望几年后在全国范围推广，这让尚晓缓倍感欣慰：“在我原本的设想中，一个最基本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可能要10年才能建立起来，但随着近年来公众相关意识的提高，这一进程有望缩短。”
语意模糊的法律条文
与王家三个孩子的遭遇相似，横亘在事实孤儿面前最大的障碍，是一个法律上的漏洞。我国涉及监护制度的法律仅有两部，一部是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另一部是1986年出台的《民法通则》。然而，相关的法条却不被业内人士看好，20余年来，进入司法程序的剥夺监护权案件屈指可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这条宣言式的法令模糊了许多概念，比如，作为起诉主体的“有关人员”和“有关单位”究竟指谁?“另行指定监护人”的原则和依据如何?有义务“申请”而未申请的情形下，责任如何承担?泛泛的法律条文，导致相关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其结果就是对未成年人监护不力。
“我曾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专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尚晓缓说，“他们承认，这是制定法律时的一个漏洞。”
而身在南京的“爱之翼”理事长央金卓玛，最近刚刚从江苏省妇联处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年两会，有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完善未成年人监护法律细则的相关议案，“为此，省妇联还来向阳花社做过调研，我希望立法程序能够尽快启动”。
数量庞大的事实孤儿
对于事实孤儿这一概念的界定，源于民政部在2005年做的全国孤儿排查。那一次，参与调查的专家发现，“有那么一批孩子，在农村地区尤为常见，他们父亲死了，母亲嫁人了，处于事实无人照管的状态”。当时，是否要将这批孩子纳入“孤儿”的范畴，使专家们犯了难。
2011年，民政部再次牵头，专门针对事实孤儿这一概念，在全国又开展了一次排查。结果显示，全国的事实孤儿达到58万人之多。“2005年，全国孤儿排查的结果是57.3万人，尽管两次调查中会出现一些重合，但事实孤儿的数量与真正孤儿的数量，几乎相同。”尚晓缓说。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事实孤儿们生存在社会边缘，或生活窘困，或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尚晓缓的调查还显示，90%以上的事实孤儿，家庭生活都十分贫困。由于缺少关爱和必要的监管，孩子步入社会后走向犯罪的可能性很大。
直到现在，这批孩子仍然不属于政府划定的“孤儿”范畴，难以享受现行的社会救济制度。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倘若不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南京饿死女童案”的悲剧无疑会重演。
亟待建立的有效制度
尚晓缓认为，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儿童保护制度，需四个基本的制度要素。“首先，要有一个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拥有必要权威的儿童保护机构;其次是强制报告制度，一旦发生了与虐童相关的恶性事件，全体公民，尤其是教师、医生、警察等与儿童工作密切相关的公务人员，有义务报告给相关机构;第三，要有一套比较健全的法律程序，包含报告后的立案、调查、审判等;第四，要有国家监护制度或替代性监护制度。四大要素，缺一不可。”
今年，在试点工作中，专家团队开始尝试建立并完善这四大要素。“儿童保护制度是一个昂贵的制度，它的推行不仅需要人力物力的配合，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决心。”尚晓缓说。
如何建立这样的决心，不仅需要从制度设计层面考虑，更重要的是，还要改变那滋生冷漠、暴力和扭曲人性的观念土壤。
从事儿童保护制度研究10年来，尚晓缓印象最深的也正是这种观念的改变：“10年前，我们到任何地方，当地的政府官员都会说：‘我们中国人都很爱孩子，别说虐童，我们都快把孩子惯坏了。’一名专家提问说：‘主观上没有伤害孩子的动机，行为上就真的不会这么做了吗?’言罢，大家面面相觑，都不由地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这才发现，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遭受过父母的粗暴对待。”
所幸，还抱有这样观点的人正越来越少。人们日渐意识到，孩子并非家庭的私人财产。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也应当由“家事”变为“国事”。
“美国对儿童权益的认识也并非一蹴而就。19世纪末，人们在试图救援一名遭受家人虐待的女童玛丽时，发现当时美国竟然没有防止虐童的法律，最后，人们只得采用预防虐待动物的法规对她进行保护。此后，美国才开始进入保护儿童的漫漫历程。”尚晓缓说。制度与观念的进步相辅相成，随着大人们的自省和努力，孩子的未来也将一步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