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关部门获悉，民政部、最高法院、公安部等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相关指导性意见拟于今年年内出台。
众所周知，未成年人保护是家庭之责，也是法律之责。可现实境遇是，一方面类似南京饿死女童案等失职监护，造成困境未成年人热点事件屡屡发生，一次次灼伤社会的神经。一方面囿于法律规定零散而原则，如法规规定了可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而对未成年人安置问题规定不明，导致有些未成年人权益因得不到有效监护而陷入困境。面对涌来的困境未成年人热点事件，法律保护措施显得捉襟见肘。
监护人失职监护贻害无穷。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称，从近两年发生的相关未成年人热点事件来看，监护人疏于监护或无力监护是导致未成年人流浪乞讨、违法犯罪甚至意外死亡的重要原因。仅以流浪为例，自民政部、中央综治办、教育部、公安部等部门在全国部署开展“流浪孩子回校园”专项行动以来，初步预计2013年全国共救助流浪未成年人14万人次。
完善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呼之欲出，关于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转移的制度设计，给公众很多期待，但让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补位，除继续修订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外，还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则，坚持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原则。剥夺监护权，兹事体大，事关未成年人的利益。确定适用对象，设定剥夺主体和情形，唯一的考量标准就是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偏离了这个标准，就偏离了制度设计初衷，困境中孩子也不可能感受到制度温度。二则，监护干预须适度。一直以来家是被认为私之又私的领域，纯粹的家庭事务排斥国家权力干预，故而对与家庭事务密切关联的监护干预，必须有理、有利、有节，不能恣意妄为，不能损害未成年人利益，不能过度干预，尽可能通过干预予以修复破损的监护关系，否则就有可能顾此失彼。三则，制度落实要见真章。特别是在法定监护人死亡或者丧失监护能力，又没有其他人员担任监护人的情况下，实施国家监护制度，实施情况直接决定了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的权威和生命。这要求，要落实资金保障，具有必要的生活居住条件和专业教育管理人员，给予未成年人以关爱，给其家的感受，更要建立严格的追责机制，避免发生地方为了自身经济利益，采取类似针对流浪儿童的驱赶策略，把制度执行异化。还要做到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督和检验。
总之，要真正满足公众的期待，让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呵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给未成年人一个家，我们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思考、需要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