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来，有关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问题又炒的沸沸扬扬，《大家看法栏目》也专门就此问题邀请相关人士进行了深入探讨。我作为一个业外人士，虽然很难对这个问题给予法律的定性，但是也想简单的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始终有一个焦点，就是明星有没有对产品的鉴别能力?正反双方各执一词，我认为这种争论是没有必要的。就如当事人郭德纲所说：“做代言的明星、演员没有必要成为那个产品的专家，没有必要，你说是不是?你说来一公司，来一厂家，比如做什么避孕药品的找我来，你说我会有必要成为那个专家吗?”其实不单纯是避孕药品，还有很多化肥、农药及种畜等范围的东西，郭德纲也同样不能够亲自验证。这就涉及到责任划分问题。首先，明星应当对产品进行最起码的审查，即站在普通百姓的视角上来审查。如果审查没有问题，那么，出现与质量保证书不符的问题，责任就不在代言人身上了，而应直接追溯到厂家;其次，明星在广告中怎么宣传产品?窃以为，明星代言广告只是对产品性能的艺术化处理，以达到吸引人眼球的目的(就是艺术化的反映产品说明书)。而不是对产品效能的保证，再艺术也不能超出产品质量说明书之类的“真实”。如果超出了这个界限，那么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譬如刘蓓代言止咳药广告，本身自己没咳嗽，还要装模作样的尝几天，不管她这个尝是不是真的，都够傻的。如果产品质量保证书里有“一支起效”或“一支见效”(据说刘蓓在这字眼问题上也费了点脑筋，还有一点责任感)，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是刘蓓的责任，而是厂家的责任，相反，如果产品质量说明书里没有这样的表述，那就是艺术的太过了。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就所谓有些人强调的明星是弱势群体，纯粹扯淡。
第二个问题是明星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的问题。据人大法学院教授叶林：“第一个我觉得道德上来讲，大家都会面临着这么多的社会抨击，所以就毫无疑问的，他正在可能还将要继续承担道德上被谴责的这样的一个后果。但是从法律上来讲，确实又很难让他承担责任。依照现在的法律来说，没有一个法律依据去承担责任。”叶教授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叶教授的法理学知识值得怀疑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国家法治环境的问题。董路提到：“他(明星)要真的赋有一定的责任感，他把两百万广告里边，他拿出20万来去找相关的机构来鉴定这广告的真伪，能不能做到?我相信能够做到。但是没有人愿意做。”初衷虽然是好的，但是没有必要。在前文我已经申明明星责任的问题。那他到底该不该承担责任呢?答案是肯定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某甲丢了钱，某乙拣到了，某乙有没有归还某甲的责任。当然有。在明星代言问题上，消费者是丢钱的人，广告主和明星是拣钱的人，如果明星在这里面不知情，并且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那么明星最基本的责任是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如果知情，或者没有尽到最基本的审查义务，那么就是合谋诈骗，不但要吐出来，还要根据相关法律进行制裁。代言虚假广告没有现成的法律条文，诈骗罪总有的吧!我想叶教授的博士生导师往后就不要再介绍了。当然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大的课题，法律制度和法律精神的问题。我们真正缺的不是法律制度，而是必要的最起码的良心――法律意识。那么对于明星处罚所得怎么处理呢?我想首先用于保证退赔，即广告主倾家荡产不足赔付的时候，用来弥补;剩余的资金可以用来建立打假基金。贪钱的让你没钱![page]
在上一段我提到一点，即我们国家的法治环境问题，这个问题的形成我本来想做一点追溯，但是自己所学专业和精力的限制，实在没有这个能力解决。不过大致可以从法制史的角度、自由民主进程的角度来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这个探索的过程，不惟是自身提高的过程，也是我们国家法治进程中必要的一种精神。在狭隘的民族、国家意识之上，我们应该提倡一点超国民意识了，不要再把义和团之类的东西搬过来摆在神坛上，恢复历史本来的面貌，勇敢的面对我们的过去，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告诉我们的子孙，将来会比现在更好，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和谐。我想再次重申，和谐，不是弱者的自适，而是强者的自律。作为自由主义学者和法律方面的教授，或许贺卫方先生能够较为全面的来解决这些问题，改天好好翻翻先生的著作，争取能够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