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离家出走，坐卧繁华路段，先后遭两车碾压，后不治身亡。年迈夫妇将其中第一名肇事逃逸的司机诉至法院索赔。近日，越秀区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部分支持了夫妇俩的诉求，但对于扶养费一项，法院不予支持。
坐卧车道遭两车碾压不治
1984年出生的阿亮(化名)家住增城，因患有精神疾病曾数次入院治疗，也曾有离家出走的经历，家人还曾为此登报寻人。
2012年5月31日晚，阿亮再次一个人游走在广州街头，晚上10点多，他坐卧在机动车道上，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
晚上10点50分左右，周某驾驶着小轿车，途经寺右新马路由西往东在靠中心护栏第一条机动车道行驶至人防大厦对开路段，正好碾压到坐卧在此的阿亮。意识到碾到人，惊慌的周某并未下车施救，而是驾车逃逸。不久，王某驾车由西往东行至出事地点，再次碾压到阿亮，这一次，王某报了警。
之后，阿亮被送往解放军458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失血性休克、脑挫伤等多种症状。在阿亮住院期间，肇事者周某被警方查获。同年9月，阿亮被转院至广州友好医院，期间，周某垫付了相关费用。不幸的是，转院后几日，阿亮便不治身亡。
与报警者调解告逃逸司机
2012年6月，交警部门作出认定，周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某与阿亮分别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2012年11月，阿亮年迈的父母与王某自愿达成协议，由王某赔偿64000余元后，双方不再争议。
2013年年初，因不满周某被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夫妇俩还曾请求公安部门撤销其取保候审，追究其刑事责任。公安部门回应，待阿亮的死因鉴定结论出来后，再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周某。2013年7月，鉴定部门复函公安部门，认为外伤在阿亮的死亡中是始动因素并起主要作用，是其死亡的根本原因。
同年，阿亮的父母又将周某告到了法院，提起民事赔偿逾82万元，并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逃逸者担责六成
越秀区法院审理认为，周某驾驶的肇事汽车已在保险公司购买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因周某存在逃逸情形，故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超出保险公司所承保的交强险限额部分再由侵权人分别按照各自的过错责任大小予以确定赔偿金额。
根据周某、王某、阿亮过错责任大小，法院酌情确定周某担责60%，王某和阿亮各自担责20%。法院认定医疗费21万余元，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承担1万元，其余周某承担六成共12万余元。死亡赔偿金等共计70余万元，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赔偿额限额内承担11万元，超出了59万余元的六成即35万余元由周某承担。剔除周某已垫付的24万余元，周某还需赔偿23万余元。
此外，阿亮的父母还提起了一笔不菲的扶养费索赔，但法院并未支持。
释法
索抚养费为何未获支持
所谓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
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显示，阿亮在生前是精神疾病患者，且长期在医院接受治疗，又存在离家出走的情形，没有证据显示其有劳动能力或者有经济收入用于扶养父母，加之其父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没有其他生活来源，故阿亮父母现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至于抚养费的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
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