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台了一系列宏观政策，彰显了“稳健与灵活并重”的宏观调控智慧，也传达了政策微调的重要信息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闭幕，由此也定下了指导明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基调。从此次定出的明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基调来看，主基调应该说还是要继续保持和稳定目前经济增长逐步向好的势头，仍然延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落实四万亿“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之所以仍然坚持这样的“扩张性刺激经济政策”不退出，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结束，尽管经济企稳回升的趋势已经明朗，但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基础还不稳定。但是，针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日益严重的结构矛盾和通货膨胀压力，我们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又必须有所调整，把过去偏重“总量扩张”和增长速度，转变为偏重“结构调整”，特别是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的爆发。这种政策的微调，不仅不会影响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增长势头，而且会因为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和国内需求的进一步扩大而使得经济增长的基础更加稳固，进而更加彰显我们“稳健与灵活并重”的宏观调控“智慧”。
之所以要重视“结构调整”，是因为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这一轮刺激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仅旧的“结构病”依然突出，而且出现了新的“结构病”,结构矛盾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障碍。讲“老结构病”，无非是指第一、二、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突出，区域发展不协调，东中西部发展利益仍然存在冲突;人与自然发展不协调，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导致发展代价居高不下;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平衡，内需不足“瓶颈”约束严重;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分配关系不合理和民生发展缺失;国有经济的某些垄断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充分，以及低水平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老生常谈”的问题。至于这次刺激经济复苏过程中出现的“新结构病”则表现为：在三次产业发展投入中对现代服务业的资本和政策投入仍然不足;在投资与消费的投入上对消费和民生的倾斜仍然很少;在发展重点上重大(大企业、大项目)轻小(小企业、小项目)和重公(国有企业)轻私(民营企业)造成“国进民退”;在发展过程中重“保速度”轻“提效益”和“调结构”进而造成部分已经关停的“两高一低”企业死灰复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等新的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行业重复引进、重复建设导致新的产能过剩，同时，还造成原本就产能过剩的钢铁、水泥等行业的重复扩张等新问题，加上这些新老问题相互叠加，使得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许多不合理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这样不仅使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不能提高，而且使经济发展方式很难真正从“粗放”变成“集约”。要治愈中国的结构病,必须坚持“平衡发展、标本并重”的医治原则，一方面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进一步加快城乡一体化和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主点，遏制过剩产业和“两高一低”行业发展，增加第三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和政策投入，促进现代服务业、低碳经济和绿色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page][page]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也必然会带来“由于货币投放增多”而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种通货膨胀的压力，首先来自投资的强劲增长而带来了“需求拉动型”通胀的压力。其次来自货币大量投放而导致的国内流动性过剩。今年前三季度，银行新增贷款8.67亿元人民币，超出年初计划的5亿元目标;广义的货币供应量增速达到29.31%，不仅超出年初的17%的指标，而且大大超越了GDP的增长速度。大量货币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资产价格的上升，由此可能带动其他商品和要素价格的上升，进而加大“结构型”通胀的风险。第三是来自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攀升而造成的国内价格传导,使得“输入型”通胀压力加大。针对日益明显的通货膨胀预期以及许多资源性产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的事实,我们也有必要对现有的货币政策进行结构性微调,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房地产业要压缩信贷规模，防范和控制信贷风险，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无为的浪费;对于发展节能减排产业、科技创新产业，涉及消费的产业，对于中小企业、农村和中西部落后地区等薄弱环节，要加强信贷支持。
当然,中国经济平稳发展面临的最大结构性难题还有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存在“经济腿长、社会腿短”的问题。无论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还是要调整结构都离不开社会稳定和民生事业。由此，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还必须锁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鼓励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努力扩大就业。要特别鼓励大学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就业和自主创业。同时，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和水平。要加快落实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试点的各项工作，切实把社会保障体系和新型医疗卫生体制建设成为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起搏器”，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奠定社会保障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