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0日，胡凤滨购买了2005年12月10日19:47北京开往吉林的T271次新空调硬座特快卧11车016号下铺火车票一张，票价263元，票面注明：限乘当日当次车，在3日内到有效。购票后,胡凤滨因自身原因不能按票面指定的日期、车次乘车，遂于2005年12月11日到北京站办理车票改晚乘车签证手续，被告不予办理亦未退还票款。
原告胡凤滨认为，《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34条规定“旅客不能按票面指定的日期、车次乘车时,在不延长客票有效期的前提下,可以办理一次提前或改晚乘车签证手续。”在该车票有效期内，被告不给原告办理车票改签手续，致使原告支付了车票价款却没有享受到相应乘车服务，是违约行为;被告在该车开出后再次卖出该票所得价款无法律依据，一张票获得了两倍的票价款，属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原告;票面上注明的内容“限乘当日当次车”与“在3日内到有效”相互矛盾，车票是格式合同，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即被告的解释。
被告北京铁路局认为，原告办理改签手续，已经超过《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最迟不超过开车后2小时的规定。属于由于原告自己的原因而造成了车票的作废。
北京铁路局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根据《合同法》的第295条，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根据上述规定，被告不予退款不构成不当得利。
“限乘当日当次车”和“在3日内到有效”不矛盾。按车票指定的乘车日期、车次乘车即为限乘当日当次车。“在3日内到有效”则是关于原告所购买车票有效期的规定,前提是旅客应当按照客票要求乘坐了当日当次车，在上车后，到达前的乘坐区间内有效。另外，火车票作为有价票证，其印刷格式由国家统一要求的，不是作为承运人的被告能够自由选择的，不是格式合同。
法院认为，车票是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的基本凭证和表现形式，因车票的样式是由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制定的规章所明确规定，而非被告单方制定，就票面所载内容而言任何一方均不能增减，这与格式合同不是同一概念。车票票面上只载明了发站、到站、座别、卧别、票价、车次、乘车日期、有效期等主要内容，而其他权利义务由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尤其由《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明确加以规定，并以公开出版发行等合理方式向社会公众告知。旅客购买火车票，即与铁路运输企业成立了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双方不但要按票面所载内容履行，而且还要符合规章的相关规定，此时规章的相关规定即应视为双方约定的内容。
本案原告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票面指定的日期、车次乘车，欲改乘次日的火车，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最迟不超过开车后2小时办理改晚乘车签证手续，而非是原告所理解的应当在有效期内办理，原告诉称中只引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三十四条前半部分规定，而回避后半部分关于办理改晚乘车签证手续的时间限制等规定，是对规章的片面理解。
原告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亦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办变更手续，北京铁路局未予办理改晚乘车签证手续、未退票款、另行出售火车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295条及《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故原告诉被告违约及不当得利显然不能成立。
“限乘当日当次车，在3日内到有效”是合同约定的内容。该内容从文义上看是十分清楚的，前者是限定旅客乘车时间和车次的规定，即旅客必须乘当日当次车出发，是乘车的时间;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关于有效期的规定，即旅客必须在乘车后3日内到达到站,是到达的期限，而非改签的期限。可见“ 限乘当日当次车”与“在3日内到有效”是相互联系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据此，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一审驳回了胡凤滨律师的诉讼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