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
2010年9月1日，上海新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张某、董某、董某某（乙方）、上海市徐汇区住房保障中心（丙方）共同签订《上海市经济适用住房预售合同》约定：乙方通过购买取得上海市松江区某处（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有限产权。乙方承诺，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供购买申请户居住使用。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乙方不得转让、出租、出借、赠与或者改变房屋使用性质，并不得设定除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贷款担保以外的抵押权。该合同第五条载明，乙方购买该房屋有限产权的单价为每平方米4562元，乙方确认，相同地段、质量的普通商品住房的市场价格为每平方米8099元。
2011年4月11日，涉案房屋登记于张某、案外人董某、董某某名下，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备注载明，涉案房屋为经济适用住房，不得设定除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贷款担保以外的抵押权，5年内不得转让或者出租。
2014年6月19日，张某与祁某签订《上海市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拥有的涉案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期为5年，自2014年8月1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月租金为1400元。
2014年7月1日，张某与祁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租赁期间内，乙方不得有下列行为，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房屋，并有权依据本协议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2.利用承租房屋进行非法活动，损害公共利益的；3.拖欠租金15天。其中原文中的第1项“擅自将房屋转租、转让、转借的”已经划去，文字旁手写“不得将房屋有群租现象”。
2015年8月7月，张某向祁某寄送告知函一份，言明祁某未经房东允许擅自将涉案房屋转租，违反了《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水费、电费、有线电视费经常逾期交付，违反了合同第7条第2款，现房东决定解除合约，限祁某于2015年10月底前搬离房屋及清空屋内物品，并归还房屋钥匙。祁某确认收到了该告知函。
2016年5月16日，上海市徐汇区长桥街道办事处住房保障办公室向张某发出《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违规违约使用房屋行为整改通知书》，载明：涉案房屋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出租”的违规违约行为，限定其家庭在2016年6月30日之内进行整改。
二、评析
经适房的购买方式不同于普通商品房，产权登记簿上也注明为“有限产权”。但在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中，也还有其他各类非普通商品房屋，经适房与这些房屋有何区别？
公房是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取消之前，城市居民主要是依靠所在单位的福利分房。此类房屋虽然在具体分配时会考虑各个家庭的人口、居住面积等因素，但总体而言是与单位、身份、工龄、职级等因素密切相关，是个人工作劳动所获得的体制福利。从法律形式上看，公房性质仍然属于“公有”，承租人仅持有“公房租赁凭证”。但在现实生活与司法实践中，在不违背房管部门管理规定的情况下，公房的对外出租、使用基本都是由承租人、同住人自由安排，并且能够获取租金收益（《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公有居住房屋承租人转租房屋不需征得出租人同意，但应当在签订转租合同前书面告知出租人），公房承租权的市场转让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也得到认可。因此，地方性法规、司法实践实际也对其承租权给予了准物权性的保护，是尊重历史背景的制度选择。
拆迁安置房则是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随着房屋拆迁、征收活动的发展，为了安置被拆迁人而建造的房屋。拆迁安置房的购买资格受到“安置人口”等特定因素限制，本市对此类房屋上市交易过户也采取了一定年限的约束。但是，拆迁安置房总体而言是对被拆迁人原有房屋、土地的补偿措施，其取得安置房屋的法理基础不是一般的社会救助，而是对其失去原有房屋后的补偿安置。因此，被拆迁人取得的安置房经过内部分配、完成产权登记后即属于其个人财产，除特殊的土地性质外，在过户交易年限届满之前签订的拆迁安置房买卖合同仍然是有效的，法律也不干涉被拆迁人出租此类房屋。
本案中，张某、董某、董某某购买涉案房屋有限产权的价格为每平方米4562元，而当时同类房屋市场价格为每平方米8099元，涉案房屋合同售价仅为市场价的56%。上述事实均说明，经适房的建造、购买不是按照一般市场经济的等价有偿交易原则，而是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无偿划拨土地等公共资源进行开发建设，经适房购买人的价格优惠实际上是来源于公共资源的投入。因此，只有符合本地具体困难标准的人员才有资格进行经适房申购，经适房购买人初始取得的是有限产权，而不是物权法意义上的完全所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