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刚性兑付风险正让信托业等影子银行系统如履薄冰的话，那么银行业的资产质量状况则是一个尚待识辨的风险盲点。银监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6944亿元，连续11个季度增加，不良率为1.08%，较年初上升0 .08%。相对于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8583亿元，多家银行开始通过二级资本债券筹资，及优先股试点的开启等，6944亿元的不良贷款余额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可控的。不过，上半年银行激增1023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新增规模，显示银行资产质量受损速率在加速;而且不仅是次级、可疑和损失类的不良资产，银行的关注类贷款增长规模也值得警示，即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规模为1.64万亿元，占整个贷款比例的2 .55%，较一季度末上升0 .05%。根据关注类资产的核算标准，即借款人存在现金流不足、本金或利息逾期(含展期)90天以内或表外业务垫款30天以内等现象，预示银行系统的很多关注类资产与影子银行的刚性兑付风险部分类似。
即便正常类贷款，根据普遍的参考标准为借款人生产经营正常，现金流量充足，贷款未到期，本笔贷款能按期支付利息等，其转向关注类、甚至次级、可疑和损失类也值得警示，因为这些参考标准都是维系贷款质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甚至充要条件，如现金流充足说的究竟是经营活动还是融资活动现金流，尚不明晰，若以融资活动现金流为主，经营活动现金流有限，如2008年以来银行支持的“铁公基”等项目，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其经营活动现金流都不能倚重，且在“铁公基”也出现超前布局和产能过剩等现象，以及投资边际收益率边际递减等背景下，则贷款质量整体上依然值得关注。
事实上，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呈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如1999年就通过设立AM C(资产管理公司)，从四大行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随后自2004年开始AM C又承接了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数万亿不良资产。鉴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周期实际跟政策周期有很大的正向关联性，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台巨额刺激计划，银行系统再度承担融资主力，且有相当数量的金融资源投资于缺乏经济可行性的低效、无效项目等，市场对银行系统资产质量的隐忧就一直存在，尤其是2011年以来包括银行系统在内的各金融子系统都倾向于发展资金池式业务，上半年银行系统不良资产和不良资产率双升，令投资者疑虑部分依靠借新还旧等手段遮掩的风险资产可能将随之显露。
当然，除政策性周期外，国内银行系统不良资产的形成与其运营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一，尽管历经2004年以来的金融机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取得一定进展，但银行体系的运作模式依然沿袭“面与水的游戏”，粗放式地做大贷款成为了近年来银行系统业绩增长较快的推手，但这种运营模式实际带来了业绩前置与风险后置的现象，这增加了银行贷中管理的过程风险，假如一贷款期限为5年以上的风险资产，初始几年借款人可正常偿还利息，但只要在贷款存续期间内出现本息偿付风险，对银行来说前期的利息就将面临清零、甚至蚀本风险。
其二，当前国内银行系统的风险管控技术和流程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缺乏敏感性适应能力。具体而言，当前银行系统的贷中风控流程很难做到有效的动态管理，即现行银行的风控更多是基于集中式数据库模型，这客观上要求银行风控部门必须及时、动态地捕捉到相关风险资产存续期的有效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识辨和赋值，然而现有的银行系统数据库很难做到这一点，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且日趋标准化的风控流程，与不断变换的风险敏感点，本身也存在兼容性问题。
这种基于银行中央数据库的集中式风控与风险资产敞口风险演变的离散状态，客观上成为了银行风控部门难以有效克服的系统性漏洞，导致在途风控体系难以准确有效识辨风险的概率分布。而为弥补这一敞口风险，银行系统一般采取抵押和担保增信等手段，进而加剧了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的联动性，如大量不动产作为抵押、质押品等，使不动产的波动风险和由此带来的损益，直接影响相关贷款的质量。
同时，当前国内银行系统的风险处置模式还主要是内部管理型，银行业的相关风险更多地基于具体银行的风险可承载能力，即银行为扩大风险资产规模提高业绩和防风险，不断倚重外源性融资以补充资本充足率，并提高拨备覆盖率，缺乏经济资本概念，导致了资本的滥用与资本的渴求同时并存。而这一方面源自银行创新能力不足，及对粗放式运营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是国内金融市场深度程度不够，尤其是尚未形成一个基于市场交易的风险处置市场，及专业风险投资人市场，使银行难以把自身无法管控的风险以市场交易的形式，转移给更能有效管控相关风险的专业投资者之手，进而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管控能力。
此外，由于信用体系不完善，及市场缺乏有效的金融衍生工具，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风险对冲和管控方案，导致市场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同质化，进而致使近年来监管层虽鼓励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但由于缺乏信用违约互换、总收益率互换等引导投资者风险偏好多元化，最终相关证券化资产很难真正找到交易对手，进而使金融风险更多地向银行系统等淤积，触发市场对银行资产质量的担忧，而银行则把金融创新的动能转向风险隐匿上，即通过第三方通道业务等发展资金池式影子银行业务，通过资金池调剂防范风险敞口暴露。
为此，当前银行系统不良资产和不良率双升，反映随着人口老龄化真实储蓄率的边际递减，产能过剩等倒逼债务、信用紧缩，整个市场已缺乏更多的资源护航金融系统风险。当务之急是加快金改，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鼓励金融市场创新，培育和构建多层次风险处置和管控市场，提高市场消化和承载风险的厚度，同时中央政府等需承担其因政策性因素导致的银行系统风险损益，将部分货币化和金融化的地方财政赤字，用国债和其他政府性债券等方式进行置换，未雨绸缪地防范国有银行再度陷入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