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目前对PE监管的讨论来看，热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要不要监管，二是如何监管。
与美国的“法无禁止即许可”的立法精神不同，我国对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立法的基本精神是“法无允许则禁止”，因此国内的金融创新往往由具有立法权的监管机构来推动，而非从事金融活动的经营实体来推动。金融创新产品往往是由相关机构完成研发，然后筛选出一块“试验田”，看看效果如何，实证检验可行后再逐步推广。目前中国的PE产业没有专门的监管机构，自然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在推动金融创新，导致PE机构对“法无允许”的金融活动“欲为而不敢为”，限制了PE的发展。因此，除了防范融资活动中的道德风险和杠杆风险以外，PE行业需要一个监管机构通过立法告诉PE机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在我国PE行业培育阶段，政府对PE行业的监管无疑是必要的。从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以自律为主的监管模式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便可说明这一点。
从私募股权基金份额的各种特性来看，它无疑是证券的一种，因此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者除了得到合同法的保护以外，还应当得到证券法的保护。如美国证券法对私募股权基金份额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如果PE以私募方式募集，可以豁免按SEC要求的内容和格式办理注册，但其他内容不豁免；如果采用公募方式募集资金，就需要接受与上市公司相同的监管。而我国证券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使用本法”，这意味着除非以股票的形式出现，私募股权基金并不属于证券，投资者的利益也无从得到证券法的保护。
从发展最为成熟的美国市场情况来看，私募股权基金是属于证券行业的。而在我国，关于私募股权基金是否属于金融行业都还存在争议。因此，在讨论我国PE的监管模式之前，首先要解决PE的定性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范里安在《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一书中指出，“资产是长期提供服务流的商品，提供货币流的资产叫金融资产，促进货币流交换的组织叫金融机构。”根据范里安的定义，PE是一种金融资产，PE组织是一种促进货币从投资者手中流入到企业的中介机构。从这个角度讲，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完全可以落实到金融层面上来。如前所述，我国金融创新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推动的，PE机构本身在金融创新上并不太具有主动权。因此，目前需要政府出面设立或指定一个专门机构，以规范PE的行为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