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大巴后，张胥(化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给家人和朋友发短信报平安。此前一周在南宁的“受训”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用7万赚380万的“捷径”
今年40出头的张胥是湖南邵阳的企业家。2011年3月初，他接好友电话，让他来广西南宁看看。“没说什么具体事，就说在宾馆开了房，要我去休息一阵，顺便还有点工程做。”
来电的李某也是湖南一企业家，与张胥常有生意往来。正在湖南永州搞一项目的张胥，简单向家人交待后就来到南宁。然而，说好的“南宁休闲游”却变成了 “连锁经营业模式”训练课，朋友李某及随后认识的若干讲师迅速地开始对张胥“洗脑”，内容从五级三阶制的阶梯递增，到一次性投资、返还制、终身制、几何倍增原理等操作流程。授课人员还用预算的方式麻利地推演出，不超过7万元的投资如何赚380万元的捷径。
对方声称，这项纯资本的运作是引进国外先进模式，由国家在两广试点后将推广到各地，没有政策风险。被游说得有些晕头转向的张胥开始同意投资5万多元，但对方不仅催促其增资到69800元，还反复劝说张将“好机会”带给其他朋友。这让张胥开始警觉。他在给邵阳朋友打电话短暂游说表演后，用短信告知了真情；并让朋友打来电话，声称地方领导来企业视察需要回乡准备。之后，他借机脱身。“我在那里看到还有很多湖南人在受训，不少是退休人士，还有老干部。” 张胥说。
“连锁经营”和“五级三阶制”
就在张胥离开南宁后不久，一个以政府许可“修地铁、做工程”为名的大型传销案件在长沙告破，79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擒，摧毁传销窝点351个，涉案金额约1.5亿元。
这一震惊一时的大案是群众举报侦破的。2010年11月13日，一位湖北家长向长沙市公安局“局长信箱”发送电子邮件，反映其中专刚毕业的女儿被骗入传销组织。此后，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查发现该案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庞大的非法传销组织。该组织以浙江台州人为骨干，流窜到长沙岳麓区黄鹤小区等地，陆续骗来河南、湖北、广东、福建、安徽、浙江、陕西、江苏等多个省份的传销人员，最多时传销人员可达2000余人。
长沙市公安局副局长张X说，警方发现该传销团伙中一犯罪嫌疑人、浙江台州人傅利杰的账户在短短3个月内，有1600余万元的资金入账，且该账户累计有1500余万元的取现和500余万元的转账，遵循每周一次的资金流入、流出规律，符合传统“拉人头”式传销组织“按周结算、分配利润”的特点。循此线索，民警追踪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行踪，进一步确认该传销团伙中身份为“总监”级以上的80余名高层骨干成员，掌握了这些成员“单个行动、单独居住、单线联系、多处住所”的特点。
3月26日凌晨，湖南省、长沙市两级公安机关成立的“11·13”专案指挥部下令收网，26个抓捕小组同时行动，抓获包括卢军岳、傅利杰等犯罪嫌疑人79名，刑拘36人，缴获用于转账的银行卡157张以及传销违法活动的大量证据，暂扣涉案车辆10台。
警方查明，“11·13”案团伙均假借“集资款项为政府工程建设所需”之名搞所谓连锁经营。他们谎称参与者所缴纳费用，除了管理提成外，都将投入到地铁经营和政府其他工程建设项目中，以此诱人上当。他们从新加入者缴纳的高额入会费中进行利益分配，其组织结构是“五级三阶制”：即分为业务员、主任、经理、高级经理和总监以上五个等级。其级别晋升制度是：“新人”加入时按人民币3800元/份的申购标准交费，可一次申购多份或发展新人进行累计份数，从而获得相应传销身份。达到2份申购的为“实习业务员”；达到9份申购的为“组长”；达到21份申购的为“主任”；达到65份申购的为“经理”；650份以上申购的为“高级经理”。如果一次性交69800元，即可获得“主任”位置，直接提成1.9万元。从目前对传销团伙中身份为“总裁”级别的犯罪嫌疑人傅利杰使用的账户的调查情况来看，仅从2010年12月15日至2011年3月9日，流转的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多万元人民币。
“为了骗人加盟，他们甚至将为数百上千传销会员发放的通信集团卡都谎称政府的福利支持。因为集团卡内部通话不用钱，在他们的摇唇鼓舌之下，不少人信以为真，认为公司背后有政府背景。”长沙公安局经侦支队一负责人介绍说。
他们专门有人研究国家法律
据了解，“11·13”案告破之前，3月6日长沙县也破获了一起传销大案。星沙泉塘社区的未来蜂巢小区内，一批福建、浙江、湖北等地人员，以政府招商做生意等为幌子，欺骗亲友聚集到长沙县进行传销活动。
当地打击传销(联席会议)办公室(下称打传办)的有关人士称，对小区的134个传销窝点进行突击打击时发现，传销人员多是2～5个家庭成员或者亲戚租住在一起，日常不做什么工作，有的小孩已经在本地幼儿园、小学、中学上学。该传销组织活动非常隐蔽，现场除了少量的培训资料外，无任何产品，是纯粹的 “拉人头”形式，实行严密的等级制度和保密制度，属于典型的传销行为。
这几次打击传销的成功并未让当地主管部门感到轻松。长沙县打传办周主任表示，星沙(长沙县城所在地)最早出现传销人员，应该在1996年左右。“1998年，国家明令禁止传销，我们进行了几次大的打击行动，很多不法分子落网了。”
然而近两年，星沙大范围的传销活动开始有抬头之势，去年下半年，长沙县打传办举报处接到的投诉电话增至70余起，相比之前的数额，让他们感到吃惊。“这些人的手法很多，有专门的人研究国家法律，对抗能力增强，队伍慢慢壮大。”周主任说。
福建龙岩人许先生说，对于政府的处置方式，传销组织多有预料和准备。今年春节过后，他接到堂兄的电话说长沙有事做，便赶到长沙。没想到堂兄直接将他带到长沙县泉塘社区住所，说服许先生加入他所在的“公司”，从事一种所谓连锁经营、纯资本运作的职业，不购买任何货物，只要上交69800元，发展两个下线便可做到“经理”，月收入上万元。许先生的堂兄已贷款交了这笔钱，还将老婆叫来，准备卖车再交69800元。
当许先生设法摆脱纠缠并带来执法人员查处时，原先热情高昂的20多名传销人员都处之泰然，统一口径说自己是合法的生意人，在当地贩卖茶叶为生。一些传销的文书类证据也都藏匿不见。
此次查处行动后不久，长沙县再次组织多部门对未来蜂巢小区进行集中打击，在现场查获的“工作笔记本”上，其管理制度清晰可见：为了防止团伙暴露，传销团伙有严格的作息制度及纪律规范，“不准晚归、不准酗酒、不准打架”。并且明确标明：军人、公务员、本地人一概不许加入。其作息时间从周一到周日安排得 “井井有条”，一天分为四个时段进行传销活动，每个时段一小时，每个时段的具体安排都有详细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