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9日，清华附中一在建工地发生坍塌事故，造成10死4伤的惨剧。目前，具体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之中，最高检也对此事故在内的4起重大事故挂牌督办。
新旧交替的年关，这10个家庭注定无法团圆。农民工的安全与保护，一直是建筑业难以回避的话题。李XX，北京一家专职建筑工人公益组织的社会工作研究师，在过去数年中，一直在跟踪我国建筑业农民工的劳动保护和工伤维权。他参与撰写了《建筑业农民工劳动保护与工伤维权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完整跟进和掌握了从2007年到2012年间全国范围内73个建筑工地职业伤害案例。《报告》中有一些“耸人听闻”的数据，比如，96%的工伤工人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职业培训。
李XX告诉媒体，包工制度的存在是建筑业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本原因，一层层分包出去的不仅是利益，还有责任。责任一点点被分离，越来越多不专业的建筑工人活跃在工地上，安全教育无人重视，让安全生产成为空谈。
按地域抱团的农民工帮派北京南六环外一个在建小区工地，因全市范围内的安全质量大检查而停工整改，来自河北农村的建筑工人小布正在等公交车，因为离家近，他打算回家看看，等工地开工了再回来。听到清华附中在建工地的事故，小布第一反应是：“我跟他们应该不是一个工种的，我是打灰的。”打灰就是浇筑混凝土的简称，打灰工，大概是工地上最普通、技术含量最低也最辛苦的工种之一。小布每个工作日的劳动时长接近20个小时，当然，因为工序安排，他不是每天都有活干。
“打灰这活就是辛苦，工作时间长，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跟着学几天就会了。”小布说，工地上的工人们都是这样，只不过都是同乡之间抱团学习。比如小布跟河北老乡学打灰，而工地里的江苏籍工人则是另外一股势力，他们掌握更精细的装修技术，收入也较高。在建筑工地上，一般来自河北、河南、四川等地区的工人，干的是体力活。而来自江苏、广东等地区的工人，则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比如装修。还有一些来自边远地区，如云贵高原的工人，一般从事的是最累、收入最低的工作。
媒体在跟工人们攀谈时发现，不同地区间的工人，分别由不同的包工头带来。大家只和同乡交流，异乡人之间交流很少，各自的核心技术也不外传。
在工地现学或者跟着老乡走几天，已经成为中国建筑工人职业培训的常规模式。李XX告诉媒体，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专业建筑工人便开始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广大建筑业农民工，“他们其实是半专业、兼职的建筑工人，同时还要兼顾家里的农田。”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6月，在劳动部门的统筹领导下，全国按产业、按部门逐步建立起涉及上万工种的技术等级标准，并开始全面推行考工定级和考工晋级制度。不过，1984年，建筑行业启动全面改革以来，建筑企业开始施行内部承包制，建筑企业的管理层与作业层开始出现分离，施工企业慢慢辞退正式工人，转而通过包工头大量使用廉价的农民工劳动力。
建筑企业不再按照工人的技术级别进行工资的晋级和考核，包工头也不愿意为工人的职业培训买单，这就造成了受过正式职业培训的工人寥寥无几，对建筑质量和工人自身的安全都是潜在的隐患。《报告》显示：从工伤工人的职业培训来看，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的工人仅有3人，占样本量的4%。没有接受过正式职业培训的工人70人，占样本量的96%。一纸开卷考试为避责任和职业培训一样不被重视的，还有安全教育。
“一般都是开工之前，工头来说几句，比如，‘大家注意点，别出事’，就完事干活。有时候也会考试，但是，是给答案那种，不然谁会答啊?”小布说，在工地上，包工头只看你完不完成工作，安全都是靠个人。
李XX在长期的调研工作中感受是，整个建筑业的安全意识都很松懈，无论是在监管部门的审查还是具体的监理领域都让人失望。在工地上，为了应付检查，包工头就派极少数有上岗证和职业资格证的工人上岗。而主管部门为了图方便只是在工地项目部看一看安全档案和安全考试花名册。
小布提到的考试，更是一种实际目的在规避责任的潜规则。“这种考试一般是总承包公司组织的，我们遇到的案例显示，如果工人参加过这种考卷和答案一起发放的考试，总承包公司的安全责任就算尽到了。如果出现事故，赔偿一般由工伤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组成，参加过考试，人身损害赔偿这部分，有可能就不赔付了。”
早在2006年，本市就通知要求，“建筑业总承包单位在开工前统一代缴农民工工伤保险费”，否则不予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而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工伤工人不知道有“工伤保险”存在。即便是总承包单位缴纳了工伤保险，工伤工人能得到理赔的却很少。由于层层分包，工伤工人只能找自己的包工头理赔。
《报告》显示：57个工伤发生工地没有安全教育，占样本量的78.1%，16个工伤发生工地有不完整的工地安全教育，没有一个工地有完整的规范的安全教育。私人挂靠下的工钱至上李XX认为，层层分包包括隐藏其中的私人挂靠，是建筑业市场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现在的建筑业市场，一个工程，往往由开发商交给建筑业总承包单位，接着转给劳务分包公司，再接着分给大包工头，下面还有各种小包工头。在这个层层分包的过程中，就会滋生非法私人挂靠买卖。《报告》显示：只有1例是从总承包单位到劳务分包都为正规用人单位，94.5%的劳务分包公司为私人挂靠，47.9%的总承包单位为私人挂靠。
《建筑法》规定，建筑市场上“出借”、“挂靠”资质的行为属于被禁止的违法行为。但在现实中，挂靠已经成了建筑行业的潜规则，建筑公司、劳务公司、招标公司、设计公司、监理公司等等多数资质都在挂靠。大多数有资质的公司其实不直接承接工程，而是靠收取资质挂靠人的管理费用来实现运营和增值以及寻租获利。同时，由于资质挂靠是利益双方的一种非法约定，出让资质的一方很难对受让资质的一方进行监管，一旦出事就相互推卸责任，相互扯皮。
40多岁的老周，就是个花钱买资质的包工头。跟很多小包工头一样，老周也是从一线建筑工人开始做起，从20岁出头就开始满中国打拼，做到30多岁开始慢慢转型成包工头。在河北农村老家，老周是十里八乡数得着的能人，能带乡亲们挣钱，可有时候，他也很容易得罪人。
“这活不好干，尤其今年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房子卖得不好，我们工程款就得拖着。马上要过年，我还要想办法给工人结工钱。”老周说，自己既是工人们的老乡，也是他们的老板，“他们只能找到我，总包公司他们也不认得，开发商更是见不到，我也不能坑他们。不然，我也别回家过年了。”
像老周这样包工头，无论在秋收时节还是在年底，最关注的永远是工程款什么时候结，至于安全那是次要环节。“这都是出了事才有人关注。平时，工人们也都是最关注工资的事，工资按时结了，一切都好说。”老周说，他每次回家招工，老乡们打听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工资多少钱一天，怎么结算，“你说大工300一天，肯定都抢着来。你说，这工地特别注重安全，人家就听那么一耳朵，接下来还是要问，多少钱一天?安全不安全，这东西不吸引人的。”
媒体采访时发现，建筑工人们极少有与开发商、总承包公司沟通的欲望，他们总是跟着包工头走，吃饭住宿结工资都是包工头一手安排。小布告诉媒体，只有工资被拖欠的时候，他们会想到找开发商找总承包公司，因为他知道，那时候“包工头手里也没钱”。至于安全问题，小布说：“平时自己多注意一点，相互提醒一下，一般不会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