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检察日报》载文《监外服刑 一个挺好的尝试》报道了北京的密云、房山、东城作为三个试点区县，实施监外服刑。赞同者认为监外服刑具有尝试和推广的价值。提出监外服刑的创意，出发点是好的，至于与现有法律之间的协调，以及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可否实现初衷，值得探讨。本文无意对赞同观点的批评和对监外服刑制度的否定，仅从此制度的弊端角度谈谈对监外服刑的一点看法，以与商榷。
如何理解监外服刑的概念，监外服刑的前提是“刑期已经过半，在羁押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对于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重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在此范围之列。由此看来，监外服刑的条件与我国刑法中规定假释的条件基本一致，但假释的基本内涵与“部分服刑人员在监外服刑”的司法改革理念有区别，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危害社会，附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一项刑罚制度，而“监外服刑人员必须参加每天不少于一个小时的公益劳动”，可见两者有差别，前者是附条件释放，后者是在监外服刑，性质的迥然差异，确定是两项不同的制度。
作为一项新制度，矛盾的两个方面告诉我们，有利也有弊。诚然，监外执行面临着尚待明确和解决的障碍。根据监外服刑的条件，符合监外服刑的服刑人员，实际上，也同时符合假释的条件，那为什么不将这部分符合条件的人员予以假释，而是作为服刑人员在监外执行呢？
如果说作为一项试点，未尝不可，毕竟每一项制度的推行必须有理论的支持和实证的检验，试点过程中，可以适当的突破现有法律规定。但是作为一项制度来推广，与现有的立法冲突却难以避免。
服刑人员的服刑场所，刑事诉讼法等立法对此规定十分明确，如何实施减刑、假释，程序要求十分严格，执行机关、服刑场所、服刑方式不是执行机关自己可以随意改变的，必须依法执行，否则，就是程序违法。
我国刑罚的目的应该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改造和教育是我国刑罚的功能。自上个世纪初期，刑罚的目的刑理论取代了报应刑理论。我国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不是基于单纯的报复主义和惩罚主义，而是为改造人类的历史使命出发，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最大限度的将犯罪分子改造成新人。因此，体现到具体的制度建设，在刑事诉讼程序上，设置不起诉制度，在刑事实体法上，规定缓刑、减刑、假释制度。从实体到程序的整个诉讼过程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