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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个重要问题的迷失 刑事证明标准,在严格的意义上是关于如何才能做出犯罪事实认定的最低要求的法律规定,它在刑事诉讼程序法律上具有核心的地位,因为,它是决定被告人最终命运和国家刑罚权适用与否的一个关键要素。正是因为刑事证明标准的重要性,所以,当中国

引言:一个重要问题的迷失
  刑事证明标准,在严格的意义上是关于如何才能做出犯罪事实认定的最低要求的法律规定,它在刑事诉讼程序法律上具有核心的地位,因为,它是决定被告人最终命运和国家刑罚权适用与否的一个关键要素。正是因为刑事证明标准的重要性,所以,当中国刑事证明标准被问题化以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大部分学者都参与了讨论,许多学术期刊也都刊载了其研究成果,可以说,争执的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都是无法比肩的。人们为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和热忱是可敬的,但收获却不尽人意。这场争执到如今基本上成了僵局即争执的热潮基本退却,但立场的一些基本对立却没有消除,而且关于什么是中国刑事证明的应当标准的回答也五花八门。笔者看来,无论是争执中的激烈,还是最终的无果,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都由争执中存在的一些重大理论误区造成。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这样一些误区,即案件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误区、真理与事实之间的误区、事实的主客观性与事实确信的主客观性之间的误区、哲学主义与证明标准之间的误区等。其不但遮蔽了我们看清西方国家刑事证明标准实质的视线,而且不恰当地把中国刑事证明标准的问题复杂化,使问题本身的真正面目不能得到有效的揭示。可以说,如果能够穿越这些层峦叠嶂的误区,就应该能够化解不必要的激烈争执僵局,厘清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刑事证明标准上的实质差异,从而把中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真正问题从争执的迷雾中拯救出来,并使我们能够在真正的问题上集中力量“下功夫”。本文力图追寻中国刑事证明标准问题的迷失踪迹,发现问题本身的症结之所在。
  一、案件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误区
  在中国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之争中,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表面对立的立场在具体的说法上往往存在一些基本相同的说法。面对这种不同与相同的状况,笔者看来,根本上说明的是案件与案件事实不分的一种误区。
  表面对立,但实质说法存在基本相同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证明标准的立场不同,但其具体界定却基本一致;另一种是在证明标准上主张的真实不同,但都认为自己所说的真实包含对方所说的真实。前一种情形如:一方认为,对具体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只能达到近似于客观真实,而且是越接近客观真实越有说服力。那种‘必须’达到或‘一定’要达到‘客观真实’的说法,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在实务上是有害的,更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应以法律真实或相对真实取代传统的客观真实。法律真实的具体标准就是:“(1)作为定案根据的每一个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2)根据认识论的矛盾法则,全案的证据经过排列、组合、分析之后,必须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达到每一个证据的前后一致,证据与证据之间一致,全案证据同案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和结果一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3)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情节均有相应的一定数量的证据加以证明;(4)全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是本案唯一的结论(具备有排他性)。”另一方认为,那种认为只能达到近似于客观真实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仍应当以客观真实作为刑事证明的基本(非所有)标准,客观真实的具体标准是指:“(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已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的唯一结论。”后一种情形如:一方指出,“在任何一个具体案件中,司法证明的结果都只是相对真实,不是绝对真实”,因此,只能以法律真实或相对真实作为刑事证明标准,“法律真实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概率为基础的真实”,但同时又认为,“法律真实虽包含有客观真实的内容,但是法律真实并不等于客观真实。二者的区别在于,客观真实必须是完全正确的,而法律真实的概念本身就隐含着误差的可能性。”另一方主张以客观真实作为基本的刑事证明标准,但同时也认为,“公安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案件的全部客观事实,而不能查明案件事实的每一个情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件真实永远是相对真实。”“诉讼客观真实是绝对真实和相对真实的辩证统一”。
  要厘清上面那些有关证明标准表述的具体所指及其存在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就是要看到案件与案件事实之间的不同。案件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基本区别,也就是哲学上所说的事体、事情或事件等与事实之间的区别。按金岳霖的说法,事体是具有性质与关系上的统一性,而且是以时间位置为终始的“自然呈现或所与”,事实则是“意念”接受了或安排了的“所与”,“既可以说它是套上意念的所与,也可以说是填入所与的意念”。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事实是为主体用概念所接受了(或安排了)的感性呈现。按陈嘉映的说法,事情(或事、事态)与事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广义上讲,凡已然发生的事情、凡摆在那里的事情都是事实,但是,我们可以说“事情发生了”却不能说“事实发生了”,事情自生自灭、连绵起伏,而事实是现实在语词平面上所成的像,为论证而服务;为了说明事情与事实之间的区别,陈嘉映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树和木材仍是两个概念,分属两大范畴。”有学者指出,基于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事件与事实是完全不同的,事件是非逻辑的复合物,而事实则是一个逻辑复合物。从这些论述来看,事体、事情和事件的内涵或所指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是指具有一定整体性和独立性的经验现象,而事实则可以说是披上了“概念之网”的经验现象或是意指了经验世界确有的某一特定现象的命题,事实所指称的经验现象只是其对应的事体、事情或事件的一部分。因此,从理论上讲,一个案件中总是可以截取出无穷多的案件事实。比如,对于张某实施了盗窃这一案件而言,可以截取如:“张某拿走了被害人的钱包”、“张某从被害人的书桌抽屉里拿走了钱包”、“张某从被害人的书桌抽屉里拿走了装有2000元钱的钱包”、“张某到过被害人的房间”、“张某蹑手蹑脚地到过被害人的房间”,等等。就具体的认识活动而言,(所要认识的)事实总是在特定认识目的(视野)中的特定事实,总要对现象有所截取。从诉讼证明来说,需要认识或证明的不是案件中的所有事实,而只是其中部分的特定案件事实,即与法律适用有关和存在争议的事实。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在诉讼中,所需要认识或证明的是案件事实,而不是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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