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设计二次强奸”透析执法理念的转型

近日，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某地警方为抓获犯罪嫌疑人，设计“二次强奸”的抓捕方案，让被害人再次受辱。此案被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此侦查案件究竟折射出侦查人员怎样的执法理念？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诉讼法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陈光中教授。

　　■普通个案背后凸显侦查人员侦查理念中的共性问题

　　仔细阅读了案件报道的陈光中教授，面对记者的提问，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用‘设计二次强奸’这样的方式来侦破案件，是我这么多年从事科研和教学中闻所未闻的，简直荒唐可笑至极！”他认为，整个案件突出地暴露出我国侦查机关的侦查理念仍然是为了破案而破案，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破案，对刑事诉讼目的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打击犯罪的层面，而忽视人权保障。本案至少有三个地方反映出侦查机关漠视人权，为破案不择手段的侦查理念：第一，为了取证，让被害人忍受屈辱配合警方的抓捕方案，用极大损害被害人人身权利的方式来收集犯罪证据。第二，在案件尚存在众多疑点的情况下，仅凭一项操作不规范的DNA鉴定和刑讯取得的口供，就认定李端庆为犯罪嫌疑人，让无辜的村民蒙冤大半年之久。不过，当地警方既然对被害人的权益都如此看轻，这样非法取证并草率地认定犯罪嫌疑人的举动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三，在李端庆的犯罪嫌疑被排除后，当地警方没有继续积极进行侦查，而是消极地等待新证据和新线索的出现。

　　此案虽然是基层侦查机关中一个个别的案件，但它却折射出当前侦查机关侦查过程中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即侦查机关究竟该持有什么样的侦查理念？对此，陈光中教授认为，当前，中央反复强调各项工作要“以人为本”，一切从每个公民的利益出发；新的宪法修正案也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侦查的目的就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但归根结底是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一方面通过打击犯罪，以保障每个人的权利不受犯罪分子的侵害；另一方面，保障人权还体现在追诉犯罪的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的保护。侦查中对人权的保护，不仅仅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还应包括对被害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保护；不仅仅应当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还应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侦查机关的侦查理念决不能是为了破案，为了查明案件真相而非法取证，甚至不择手段。现代的司法理念讲的是以文明的、科学的取证手段或者说要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去取得证据，去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查明事实真相。虽然破案是侦查机关工作的目标，但绝不能不择手段。用牺牲人权、牺牲程序价值去破案是有悖于现代司法理念的，这也是现代司法理念同过去陈旧的，甚至于封建的司法理念的本质区别。现在我们主张必须把程序上的人权、程序上的公正同实体的公正放在同等的位置上。侦查的合法界限在于侦查的必要性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其底线不能被跨越。

　　陈光中教授还指出，本案的侦查方式与为现代法治所允许的诱惑侦查具有本质的区别，虽然表面上看似乎都有侦查陷阱的存在，但是诱惑侦查主要强调的是在犯罪人已经有犯意的情况下，为其提供犯罪机会，从而使其在实施犯罪时当场人赃俱获。这种诱惑侦查一般在以下两种情况下采用：一种情况是已经知道犯罪人是谁，但是没有证据，为了收集证据而进行诱惑侦查；另一种情况是对一些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针对特定的对象实施犯罪的惯犯，为了查清犯罪人是谁而进行诱惑侦查。就本案而言，侦查机关让被害人再被强奸一次，以希望犯罪人在实施强奸行为时被抓获，虽然也是设置了一个陷阱，但是侦查机关设置的这个陷阱太荒唐，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实际上，在犯罪分子已在前一天晚上强奸了被害人的情况下，当晚一进入被害人家时，侦查机关就可以将其抓获，然后通过DNA等鉴定完全可以证明其实施了强奸行为。退一步说，即使前一天没有发生强奸行为，也不应当以牺牲被害人为代价去取证破案。

　　陈光中教授进一步指出，此案第二阶段李端庆之所以被错定为犯罪嫌疑人，除了可疑的DNA鉴定外，还明显存在刑讯逼供行为，这是我国侦查工作中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刑讯逼供是程序上的最大不公，也是冤案错案的最重要的成因。正如18世纪著名的启蒙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尖锐指出的那样，刑讯“保证使强壮的罪犯获得释放，并使软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和处罚”。我国的侦查人员和领导应充分关注此问题，并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传统的侦查理念有其存在的客观原因

　　多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这样的观念，即侦查是国家的专政工具。因此，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遇到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就难免要优先考虑打击犯罪的需要，片面地追求国家控制犯罪的需要。对此，陈光中教授认为，造成侦查人员为了破案而破案，忽视对人权保护的侦查理念的根源是很复杂的，主要源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我国的历史传统有关。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的“国家本位主义”、“权力本位主义”、“官本位主义”等封建思想至今在相当一部分侦查人员心目中留有残迹，使得侦查机关在侦查中过分地强调打击犯罪，而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第二，与我国的现实国情有关。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转型期，刑事犯罪案件仍然居高不下，侦查机关常常面临着维护社会稳定的较大压力。各级侦查机关为了加大打击力度，采取各种措施以提高破案率，如立功、提拔、重赏，等等。这些现实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侦查机关形成了为了破案而破案，不顾及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侦查理念。

　　第三，与基层侦查机关的技术设备、侦查人员的自身素质有关。目前我国侦查技术含量还比较低，部分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理论水平和职业操守难以胜任侦查工作，这就使得他们在侦查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压力，有时甚至不惜采取严重侵犯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手段来破获案件。

　　■现代化的侦查理念要靠制度保证

　　随着社会的进步，侦查实践的发展，各级侦查机关已经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的法治化的现代侦查理念对于提高侦查水平的重要性。现代的侦查理念要求在侦查的过程中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打击犯罪是手段，保障人权是目的。那么，在侦查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如何才能在侦查过程中转变那种片面强调打击犯罪的陈旧的侦查理念呢？陈光中教授认为，现代化侦查理念的实现，既要靠侦查人员自觉转变侦查理念，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更要靠制度来保证。目前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经纳入了立法议程，我们要通过刑诉法的再修改，从制度上加大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权保障，如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强化律师介入侦查的力度，如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有在场权；要建立和完善包括诱惑侦查在内的一系列特殊侦查手段的实施条件和程序；还要正确规范侦检关系，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的法律监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确保侦查权力不被滥用。[page]

　　最后，陈光中教授还认为，对于侦查人员执法违法搞刑讯逼供，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检察机关也要切实担负起法律监督职责。

　　新闻背景：2003年6月5日晚，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杨叶镇王女士家中发生了一件普通的强奸案。然而，王女士报案后，当地警方却制订了一个离奇而又令人费解的抓捕方案：警方决定6月6日晚在王女士家中实施守候抓捕，要求王女士等到嫌犯泄精之后喊出声，再实施抓捕行动。为了能尽快抓住坏人，王女士只好忍受着再被强奸一次的痛苦和屈辱配合了警方。谁知，事后犯罪嫌疑人竟然从预先埋伏的四名民警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案发后，当地警方进行了排查并抽取血样，与被害人身体上取到的精液残迹一起送到黄冈市公安局作DNA鉴定。一个名叫李端庆的村民因不规范的DNA鉴定检验出其血液与犯罪现场遗留的精液残迹一致，被警方认定为犯罪嫌疑人，并通过刑讯取得了李端庆的认罪口供。但是，李端庆的律师发现本案疑点多多，关键一点是，采血程序不严谨，存在搞混甚至是故意调包的可能。2003年11月，案件开庭，李端庆否认犯罪，要求重新鉴定DNA，又一次的鉴定结果表明犯罪现场的可疑残迹并非李端庆所留，最终，权威机构的鉴定彻底排除了李端庆的作案嫌疑。于是一年前强奸案的侦破又回到起点，重新查找犯罪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