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犯罪动机就是指刺激、促使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或思想活动，它回答犯罪人基于何种心理原因实施犯罪行为，故动机的作用是发动犯罪行为;说明实施犯罪行为对行为人的心理愿望具有什么意义。犯罪动机只有在极少数情形下可以作为构成要件的要素，因此，犯罪动机在刑法适用中的意义主要是影响量刑，但是如何影响量刑却仍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首先，犯罪动机作为量刑情节。
西方许多国家直接将犯罪动机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61条“减轻刑罚的情节”中规定了对于犯罪动机的考量，“由于生活困难情况的交迫或者出于同情的动机而实施犯罪。”再如，《瑞士联邦刑法典》第64条“减轻处罚的情况”中，“出于值得尊敬的动机”、“在严重之困境情况下”等法官可以对其减轻处罚。我国现行刑法并没有将犯罪动机作为法定的量刑情节，但是存在将犯罪动机规定为量刑情节的司法解释：
①如“行为人确因生产、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
②再如，“确因生活困难而实施盗窃犯罪，……应当注意体现政策，酌情从轻处罚。”
③除此之外，刑法理论上能够承认动机可以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如有的刑法教科书列举，“基于义愤实施犯罪的”、“犯罪目的、动机特殊，反映主观恶性程度较轻的”、“大义灭亲”行为造成的犯罪等可以酌定从轻处罚;而“犯罪目的和动机恶劣、卑鄙的”可以酌定从重处罚。
④ 另有刑法学者直接将犯罪动机作为影响罪责大小的量刑情节，“犯罪机动不同，直接说明行为人的可谴责性程度不同，因而是量刑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例如，同时故意杀人，有的是出于义愤杀人，有的是因为奸情杀人，其所反映的可谴责性程度就有差别，量刑时也应有所差别。”
⑤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俄罗斯和瑞士刑法典将犯罪动机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并可以“减轻”处罚，而我国仅承认犯罪动机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地位，因此只能是“从轻”处罚，无论从在刑法中的地位上还是对量刑所起的作用上均不可同日而语，这说明我们国家刑法还是过度关注了罪刑之间的均衡，对刑罚的具体化尤其是个性化关注不足。
⑥其实，这也与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存在所谓的积极的侧面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犯罪动机影响量刑的机理。
与罪责相匹配的刑罚(该当之刑罚)依据的是行为责任，是法定刑的具体化，而由预防犯罪的目的出发考虑的刑罚(目的之刑罚)依据的是行为人的特殊情形，是法定刑的个性化，宣告刑就是法定刑的具体化和个性化了的刑罚量。
至此，我们至少可以将量刑因素划分为两类：与罪责相关的因素和与预防犯罪的目的相关的因素。前者是量刑均衡之基础，后者是量刑均衡之变易，可以比较的是前者，经常变化的是后者;没有前者，便不存在刑罚在案件之间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但是只有加上后者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更是规定了四个基本原则以指导具体的量刑实践，笔者将其概括为量刑的五种均衡，分别为罪刑均衡、责刑均衡、目的均衡、(具体的)政策均衡 和时空均衡，其中罪刑均衡(违法性大小)和责刑均衡(有责性大小)实现的是该当之刑罚，因为存在罪刑均衡从而能够确定量刑的基准，因为加入责任因素而使得刑罚具体化;后面三个均衡的实现则均在广义的刑事政策涵盖之内(称之为刑事政策之刑罚亦未尝不可)，其中，依据特殊预防之目的而量定的刑罚是刑罚的个性化(个别化)。[page]
犯罪动机不仅影响有责性的大小(主观恶性)，成为影响该当之刑罚的因素，而且还影响预防犯罪目的的考量(再犯可能性/人身危险性)，成为影响目的之刑罚的因素，另外，如果犯罪是出于受人尊敬的动机或者是迫不得已等，也可以成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考量因素从而影响最后的量刑结果。总之，犯罪动机可以在以上两个阶段、依据不同的刑罚目的、分别从不同的侧面顺序地进行考虑，并决定最后适用的刑罚，由此，犯罪动机至少可以成为影响罪责大小的具体因素和考量刑罚目的的个性因素。
再次，犯罪动机如何影响量刑。
根据以上关于犯罪动机影响的量刑的机制和原理的阐述，在何种阶段起作用已经非常地明确。
一是，犯罪动机能够影响有责性的大小，从而影响量刑;
二是，犯罪动机能够影响对于行为人再犯可能性的评估。
问题在于，如果在罪责确定阶段考虑了动机的影响，在预防犯罪的目的考量阶段能否再次考虑动机呢?笔者认为，由于二者影响量刑的机理并不相同，即使确定责任刑的过程中考虑了犯罪动机，但是在目的刑考虑过程中如果再犯可能性低以及关于复归社会之考量，是可以向下突破责任刑的，这也是单面责任主义的应有之义，并符合当今并合主义的刑罚思潮，因此，在两个阶段可以分别、顺序考虑犯罪动机最为契合量刑理论，思路清晰简洁;但是这种做法在司法实践中会比较繁复，可操作性差，而且容易引起同一事实被重复评价的质疑;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犯罪论体系构造的不同，此种量刑理论一时还难以适应我国的司法实践。
在我国当前，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仍然是通说，这也反映到关于量刑步骤、量刑方法等的具体设计之上。《意见》采取的量刑步骤是：确定基准刑然后用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方式确定宣告刑，因此关于有责性大小的因素实质上被分为两种情形分别进行评价：
一是，在确定量刑起点时内置于“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的有责性大小，即我国犯罪构成中对于主观方面的评价;
二是，其他影响有责性大小的因素，是作为量刑情节进行规定的，如未成年人、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等关于责任能力的因素以及个别条款对于犯罪动机的规定等。
这与大陆法系统一考虑有责性大小的犯罪论体系以及在量刑阶段顺序考虑罪责与刑罚目的的思维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需要考虑契合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以及关于量刑规范化的司法实践，有鉴于此，犯罪动机如何影响量刑，妥当的做法是将犯罪动机规定为独立的量刑情节，并统一规定一个较为确定的幅度以调节基准刑，只不过在最终确定调节基准刑的具体幅度时可以通盘考虑有责性大小和再犯可能性这两种情形对量刑结果的影响。至于说调节基准刑的幅度，可以考虑在30%以下较为恰当。如此，可以在《意见》的常见量刑情节中增加一条规定：出于值得尊敬的动机而犯罪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在严重困境之下或者出于同情的动机而实施犯罪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出于特别卑劣的动机而实施犯罪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
量刑只能实现逻辑推演与经验排序相结合、稳定性与变易性相契合、自在正义与动态实存辩证统一的动态均衡，不能仅仅以最终的量刑结果存在差异就径直怀疑司法不公。可以直接进行比较的是罪责与刑罚的匹配，这是量刑均衡之稳定性的体现;经常使量刑结果发生偏移的是目的刑罚之考量，这是量刑均衡之变易性使然。司法实践中，由于刑罚只能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形、行为人的个性表现、“世轻世重”等等最后量定，由于罪不同、责不同、个性不同、时势不同、“伦要”不同，因此刑罚亦不应相同，申言之，不仅是同罪可以不同罚，而且同罪理应不同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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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动机的分类
我国的刑法学者主张将犯罪动机分为以下11类：
(1)政治动机，指出于一种反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犯罪动机;
(2)财物动机，指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等方面物质需要而产生的犯罪动机;》》》查看全文
犯罪动机的特征
从犯罪动机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犯罪动机有如下几个特点：
(1)犯罪动机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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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动机是犯罪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它是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特有的一种心理现象，它的形成和作用都反映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及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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