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就是通常所说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就是法院在判定一个人是否犯罪以及判处何种刑罚，必须依照法律的明确规定，不能随意判案。具体说，只有法律将某一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标准予以评判，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要求的，不能任意解释、推测而定为有罪，并且在罪名的认定上也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法律规定是什么罪，就定什么罪。同时，对于犯罪的处罚，即判处什么刑罚种类，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量刑标准，轻罪轻判，重罪重判，不能轻罪重判，重罪轻判。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刑法第3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由此条文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由两个基本方面构成：其一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其二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前者被称为“积极地罪刑法定原则”，后者被称为“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3条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表述，是“积极地罪刑法定原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统一。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规定罪刑法定是为了防止罪行擅断，使国民免受不可预测的刑罚惩罚，从而保障国民的自由。如果没有罪刑法定原则，国民就不可能享有人权，罪刑法定是人权的最有力保障 三、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
按照罪行法定原则，行为人一旦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其是否构成犯罪已经由法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行为的性质已经处于了一种客观的确定状态。然而，按照刑事和解制度的运作模式，双方当事人由于和解而使得对犯罪嫌疑人不作刑事立案处理、已经立案的作出撤销刑事案件的处理、绝对不起诉的处理甚至宣告无罪等，而这些做法均属于非犯罪化的处理方法。这样一来，刑事和解制度使得行为人的后果从客观的确定状态变为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因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不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而是取决于双方能否达成和解。进一步而言，刑事和解蕴含着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的理念，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理念则是法律至上，从这一点来看，刑事和解制度确实对罪刑法定原则构成了冲击和挑战。
然而，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解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此。轻微刑事案件的非犯罪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刑法的潮流和趋势。从这一点而言，刑事和解有利于刑法和刑罚权的合理收缩。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将被害人加入到刑事法律关系中，即国家、犯罪人和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地位得到承认，犯罪首先是被看做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个人关系冲突，同时也被看做是加害人与国家的冲突。国家将纠纷解决权力交由加害人与被害人自己，并委托一定的社会中介机构协调冲突的解决，对解决的方案予以监督，并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直接予以认可。从这个角度考虑，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的，国家就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其刑事责任，这样一来，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收缩了刑罚权的范围。
总之，在现有的框架下，在积极开展和实施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中，同样要贯彻罪刑法定原则，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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