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被告×××的委托为她做无罪辩护。请法庭在审理中考虑我的辩护意见。

　　接受被告委托以后我仔细研读了××人民检察院“××刑诉[2006]××号起诉书”，会见了被告，听取了被告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人民检察院“××刑诉[200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ד应当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辩护人认为，×××人民检察院“××刑诉[2006]×号”《起诉书》及所附证据不足以说明被告人具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法定要件，请求人民法院宣布被告人×××无罪。理由如下。

　　首先，辩护人认为，×××及其参加的上访等活动，从整体上说，不是一个犯罪活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给予说明。

　　第一，如果整个上访活动是一个犯罪活动，那么，所有参加活动的人都是罪犯，都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显然不是这样的。法律没有规定上访是犯罪的，×××的检察机关和本案的检察官也非常明智、非常正确地认为，并不是所有参加上访的人都是罪犯。我冒昧的估计，大约曾经公开的和秘密的参加过本案研究的其他人员也不能认为一切参加者都是罪犯。

　　其次，既然整个上访活动不是犯罪的，是不是其中可能包含了×××的犯罪行为?辩护人认为，检察官提交法庭的案卷材料中没有×××犯罪的事实和证据。这一点，将在下面详细进行论述。

　　作为×××的辩护人在接受了委托以后，曾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本案的具体情节和检察官提供的材料。曾经阅读了大量的相关的判例。但是，有一个问题时常闯入我的思维，这个问题常常强烈地干扰甚至中断我对本案具体情节的推敲。这就是：作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作为一个人民的公仆，一个国家干部，应该如何执政?如何体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不断地深思：在这个纠纷发生、激化、冲突、多次集体上访以致走到今天的刑事法庭上，整个过程中，我们的相关干部是不是创造了可以奉为楷模的干部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如果没有，是不是创造出了最低限度的和谐的干群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主要责任人是谁?是农民群众还是干部?我是一个老党员。在办理这个案子时产生的反思，使我对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感到十分的忧虑。

　　我们现在回忆当年焦裕禄是如何处理群众利益的。当时的报道是这样描写的：

　　“1962年秋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焦裕禄是怎么办的?“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36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90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就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去了。

　　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

　　这就是焦裕禄对影响农民生活的严重自然灾害的态度。这段描写曾经激动了多少人!曾经使多少干部立志为人民的幸福贡献终身!也许有的干部在听我说焦裕禄，感到十分可笑。他们可能在想：“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你在这里还在说什么焦裕禄!”我认为不对!非常的不对!!!焦裕禄的精神是永存的。焦裕禄的精神是我们执政党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高度体现。是我们共产党的生命。如果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没有丝毫的焦裕禄的精神，从根本上说，就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一个强盗。固然，个别干部腐败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但是，这只能证明我们党在反腐败。现在，有哪个干部敢站出来说：贪污和腐败就是干部的本分?哪个干部敢站出来说：焦裕禄是过时的历史人物?本辩护人认为，贪污和腐败是令人痛恨的，但是，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精神上、思想上的腐败。如果你认为现在重述焦裕禄的精神是可笑的，那么，你就不配在国家机关里任职，应该自动地退出国家干部这个队伍。如果不退出，就会在将来被人民唾弃。

　　以本案相关的事实而言，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天灾，而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农民集体上访、冲突、再冲突的社会不稳定的事件。正是这个事件把辩护人带入了今天的法庭。完全可以设想：如果焦裕禄在宁河，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说，当年的焦裕禄遇到的是自然灾害，焦裕禄没有把贫困归罪于老天爷，没有用“这是一个天灾”来推脱自己的责任，那么，今天，一切和本案有关的、或者说是有直接的、至关重要关系的干部，包括亲手造成了纠纷的干部，怎么去推脱自己的责任?试问：是过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七年的教育，改革开放政策的教育，和六十年代相比，文化知识水平大大提高了的群众，是思想水平提高了?还是比以往更愚昧了?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被“组织”被“策划”的了的?是个别干部发扬光大焦裕禄的精神造成的冲突还是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造成的冲突?

　　当时的焦裕禄是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我们现在的干部能不能也到群众中去，听取听取群众的意见和看法?我们今天的干部到底应不应该在群众集体上访的时候躲在让人难以寻找的某个阴暗的角落里?那些没有胆量面对群众的人，敢不敢说：躲藏是唯一正确的工作方式?从长远的观点上看，我们应该相信，希望靠躲避群众来达到的目的，在公正的审判中也永远不可能达到!

　　借口总是有的，难道还有比集体上访、发生冲突、影响了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事件更大的事情吗?县，是一个基层单位。在一个县级的单位里，一般说，涉及到国家机密的时候是不多的。假如不涉及到国家秘密，我倒是希望相关的干部公开一下：在那紧要的关头，在农民上访和所谓“聚众扰乱”的时候，你们那时正在处理什么重要的、非立即处理不可的国家公务?

　　还有，要考虑一下：我们的干群沟通的渠道是不是畅通?或者说，沟通的渠道是不是还存在?如果这个渠道是存在的，是畅通的，会不会发生以前的上访、今天的审判?这个结论，不需要我来下。我也不愿意下。所有关注本地上访、关注尚未彻底解决的土地纠纷的人，关注本案审理结果的人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本辩护人深切希望：我们尊敬的检察官、尊敬的法官、尊敬的人民法院，在审理判决本案的时候，要从爱护人民、爱护我们这一方土地的稳定发展出发，从良知、从问心无愧的角度依法处理这个案件。力争在处理本案的同时，纠正个别不良干部造成的错误和恶劣影响。通过公正的符合法律良心的审判，化解矛盾，减少冲突。树立人民对法律、对国家的信任。

　　下面，我进一步说明被告人×××无罪的具体理由。

　　一、法律规定。

　　依据1997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51次会议通过的法释〔1997〕9号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的。法条的原文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本罪的要件是：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社会秩序是“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犯罪行为破坏了这样的正常的秩序。

　　(二)客观要件。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聚众的方式扰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正常活动，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造成严重损失，是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法理上，本罪是结果犯。如果没有发生刑法规定的犯罪结果，就不构成犯罪。

　　(三)主体要件。

　　惩治的对象是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首要分子。其次是积极实施犯罪活动，行动特别卖力，情节比较严重的积极参加者。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但是如前所述，并非一切参加的人都能构成本罪，构成本罪的只能是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对于一般参加者，只能追究其行政责任，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出故意。也就是说，主观上具有扰乱的故意，行为人往往企图通过这种扰乱活动，制造事端，给机关、单位与团体施加压力，以实现自己的某种无理要求或者借机发泄不满情绪。这是构成犯罪的主观动机。

　　我国的犯罪学理论主张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既反对主观归罪，也反对客观归罪。所以，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判定罪与非罪的非常重要的条件。主观上不具备犯罪心态的，就不要以犯罪论处。

　　二、依据法律的规定和起诉书及所附的证据，被告×××不应被追究“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刑事责任。

　　上面我谈到了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下面我们看看，×××是不是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

　　辩护人认为，被告×××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所有犯罪要件。

　　(一)、被告×××不具备本罪的主体身份。

　　如前所述，上访本身不是立法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即，以本案被告来说，×××也只是一般的参加人。不是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人，也不是积极实施任何犯罪活动，行动特别卖力，有严重恶劣情节的积极参加者。

　　从检察院的起诉书中看不到被告×××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任何的证据，也没有“行动特别卖力”的证据。从起诉书中看到的是，被告×××仅仅是参加了上访。

　　“组织、策划、指挥”，是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表现的。现在没有这样的表现，没有这样的证据，就不能说×××是犯罪。

　　从个人的能力上看，“组织、策划、指挥”，是需要具备“组织、策划、指挥”的智力、号召力、影响力的。被告×××是一个超过花甲之年的老太太，是一个文盲，是一个身患股骨头坏死、行动不便，同时还患有心脏病的老太婆。在科学、文化、技术、信息、法制如此发达的今天，这样一个老态龙钟的农村妇女，凭什么能够起到“组织、策划、指挥”的作用呢?辩护人认为，这就是法理上的“主观不能”。试想，让一个三岁的孩子去搬100斤的石头，他办得到吗?同样，以×××个人的条件而言，让她凭空制造纠纷，无端生事，组织、策划、指挥众多的农民，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行动特别卖力的积极参加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个相对性，是指和其他参加者比较而言。既然是“比较”出来的，就要比较比较了。

　　从起诉书所附的证据中可以看到，参加上访的，何止数百人。上访的次数也不是三次、两次。可见参加者是很多的。如果说被告×××比别的参加者“特别”卖力、“特别”积极，就需要进行比较。要比较，就要说明其他大多数的参加人是“怎么怎么样”的，被告又是“另一种怎么怎么样”的。假如通过比较，看出被告和别的参加人，至少是和95%的人不同。这样，才可以从逻辑上说，她就不是一般的积极，而是“特别”的积极，“特别”的卖力。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事实进行比较，也没有分析资料证明她是怎么的“特别”积极。

　　因此，被告×××不是积极的参加者。

　　相反，从前面叙述的被告人的身体情况可以看出，×××不具备特别卖力的客观条件。她有病，她股骨头坏死，她行动迟缓，她年老体衰。她能够保持自己生存，维持生活的自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个四世同堂、风烛残年的老祖母，她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积极卖力干什么事情了。能够安度晚年，是她的正常的愿望，也是她唯一的希望。

　　所以，仅从主体身份上说，被告人×××不应该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二)、本罪以扰乱秩序并且造成严重后果为要件。

　　首先，被告的行为不足以造成扰乱社会秩序。

　　起诉书和起诉书所附的证据表明，虽然×××参加的农民上访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上访者只是进入了少数的几间办公室。其他办公室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环境、工作设备、条件都没有被破坏，这些工作人员完全可以正常办公。

　　国家机关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任务，自己的职责。现在除去少数一两个工作人员受到×××和上访农民的追问以外，×××和其他农民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干扰一切工作人员的工作，被告×××也没有进入所有办公室干扰所有人的办公，也没有进入大部分工作室干扰大部分人的正常的工作。如果说，因为办公室外面有人大声讲话，某些工作人员就不能安心办公，那是工作人员不能专心职守，他们自己应该承担责任。

　　起诉书所附的证据表明，在统计局的一位干部和农民交谈的时候，没有发生任何不正常的现象，一切都是平静的，理智的。谈话进行了大约20多分钟。这种平静进行的交流，怎么能够说是扰乱了社会秩序呢?统计局的这位干部能够做到的，其他干部也是能够做到的。没有任何理由说，自己特殊，不能够做到。在干群关系方面，如果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干部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主张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这是我们党取得政权和发展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如果某些个别的干部，见到群众就惶惶然，这样的干部需要反省一下自己在贯彻党中央“三个代表”的精神方面，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什么地位。辩护人认为，这样的干部，要向宁河县统计局的这位干部学习。

　　其次，被告的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严重后果包括物质方面的和社会恶劣影响方面的。

　　物质方面的损失和被告人×××没有关系。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是×××造成的损失。此外，仅就起诉书所说的损失的数额而言，也只有区区数千元，并不构成严重。

　　起诉书所说的间接损失，没有列举证据给予证明。没有证据，就不能说是存在犯罪的事实。另外，对本罪而言，法律没有将间接损失列入犯罪情节是否严重的法定的或者是酌定的范围。将间接损失列入，没有法律依据。

　　×××上访是否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辩护人认为，没有造成。

　　所说恶劣影响，具体的来说，是一种声誉、人格上的贬损、降低。方式方法，可以是将社会公众不知晓的、不光彩的事实公布于众。也可以是以无端诋毁的语言侮辱他人，使不明真相的人产生了误解。除此之外，不会造成恶劣的影响。比如，我国的很多判例表明，将一个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公布，不造成对原告、被告的侵害，也就是说，不构成对原告、被告的恶劣影响。

　　辩护人不想对本案涉及到的土地征用问题是对是错、是否合法，发表看法。但是，从国家的角度上看，从子孙万代的长远利益上看，土地问题确实是当前社会上的一个热点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基本农田，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先后以《公告》的形式发布了五批落实四至范围的开发区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也明确规定了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第三条)。党和政府有很好的土地政策。法律法规也比较完善。辩护人相信只要按照党的政策、国家法律的规定去执行，农民是通情达理的。有关部门以诚信的态度，把执行党的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情况告诉农民，实现了依法管理和充分的沟通、交流，纠纷就可以妥善化解。即使是存在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只要是实事求是地处理、纠正，农民也可以谅解。

　　回到本案的背景来说，单就本案的征地纠纷而言，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影响是早已形成了，反映是早已强烈了。这种影响的广泛程度和强烈程度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因此，被告×××是否上访，不会产生进一步的更加广泛、更加强烈的影响。而且区区一名老年农妇，使出全身的解数，也难以给政府抹黑，对坦坦荡荡的政府机关，实在难以产生什么了不起的恶劣影响。

　　(三)、被告主观上没有扰乱的故意。

　　在这里要说说立法上设置本罪的目的。一个行为是犯罪的，必须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辩护人认为，立法者设置本罪的目的，是为了惩处那些为了达到不正当目的，企图通过扰乱活动，制造事端，以实现自己的某种无理要求或者借机发泄不满情绪的人，还有故意蛊惑群众，制造恐慌情绪，形成了聚众闹事的人。

　　在接受了委托以后，为了正确理解法律，辩护人研究了近年来全国各地处理的大量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案例。如，河北承德利用对非典的恐惧，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阻扰医疗车辆通行的案件;云南为了少数几个种植蔬菜水果人的利益，阻断道路的案件;重庆阻扰集资建房案件;河北省河间市因2000多亩土地被错误地划归国有，多次奔走于各级政府部门而没有得到答复，群众到市委、市政府集体上访，裘国军等人被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判刑，判决后激起群众更大的愤怒，上千名群众联名申诉的案件;深圳市鼎太风华小区业主因政府按照原规划修建创业路西段、拆除了原开发商违法修建的小区花园纠纷案件……。这一系列在“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罪名下处理的案件，充分反映了辩护人的观点是正确的理解了立法者的意图。

　　辩护人认为，某些行为类似聚众闹事，但如果不是属于无理取闹，不是为了达到不正当的目的，而是因为相关部门处理问题失当，造成了群情激愤，就不应该以犯罪论处。否则，只有进一步造成更大的社会矛盾，不利于纠正个别部门、个别干部工作的失误。

　　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主观上没有扰乱的故意。在会见时她多次提到，在检察院的证据中也记录了，×××说：上访是为了生存。也就是说，上访不是为了无端扰乱。事实也证明，假如×××的行为是以扰乱为目的，那么，其表现就是不讲道理，无理取闹，惟恐天下不乱。被告人多次表示，行为要克制。足以说明其目的不是为了扰乱社会秩序。

　　至于在冲突中他人的行为，例如推倒围墙，不应该由被告人×××承担。假如围墙是合法修建的，应该由推倒围墙的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应该由被告人代他人承担责任。

　　辩护人认为，如果判处被告有罪，不利于当前党和国家要求建设和谐社会的局面，很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

　　良好的社会环境是良好投资环境的最重要的内涵之一。如果农民不服，上访不止，宁河乃至天津，长期处于不稳定的局面，谁敢来投资?相关部门应该充分了解，不是有了土地就能够成为开发区的。商人来投资，目的是为了赚钱。如果经常陷入纠纷、商人也受到威胁，成天在不安中经营，这绝不是商人愿意看到的。

　　因此，辩护人认为，从改善投资环境的大局出发，宣布被告×××无罪，妥善处理纠纷，依法处理纠纷，完全可以平息矛盾。对改善投资环境是非常有利的。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多次强调，审理案件要做到“案结事了”。辩护人希望本案的判决最终产生“案结事了”的结果。就是说，要使当事人服判，使相关的群众接受一次法制教育，要使相关的群众、家属心悦诚服地接受判决，同时对管理上有缺陷和存在不足的部门，起到督促改善管理的作用。

　　希望法庭在审判中考虑辩护人的意见宣布被告×××无罪。

　　谢谢。

　　被告×××的辩护人

　　北京市邦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宏道

　　二00六年 三月 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