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王泉辞去公职，凭借与一些工程公司的良好关系，做起了包工头，分包到的项目虽不多，但还挺实惠，很快买了新房，配了新车，当然做生意的胆量也就越来越大。
2003年，王泉接到一个大订单，承包某建筑公司下面8000万元的工程，只是有个额外条件，需事先垫资1000万元，王泉想想，觉得这么大的工程，利润又不低，狠狠心，开始干了。
然而，垫资款快用完时，对方便派律师过来谈，说公司现金吃紧，问王泉可不可以采用向原料商赊购的方式进料，先施工，等公司周转过来，费用一定支付，当然还把合同总价款给王泉提高了10%。
王泉想，如果这种方式行得通，也还可以，不就是卖自己的信用嘛，就值800万元。这么好的事儿哪有不要的。于是，王泉又开始试着以自己的名义向材料商赊购，果然由于自己生意越做越大，业内也有了信誉，王泉轻而易举地就把工程所需的原料全部赊购回来。
半年之后，工程仍在进行中，然而东窗事发。因为该项目涉嫌违规用地被查处，工程被迫停工。没办法，王泉只好找到建筑公司，要求支付前期垫付款、赊购合同款及相关的违约费用。嘈杂混乱的建筑公司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管事儿的，对方却说：“开发商自始至终也没付自己钱，所以自己没钱。”
王泉抱着一线希望找到开发商，希望开发商多少给予体恤，把成本拿回来，然而，开发商却说：“我们早就向该建筑公司支付了70%的合同款，剩余尾款是在工程完工之后给的。”
被踢皮球的王泉不得不返回建筑公司，这时管事儿的人(建筑公司的大股东)早就不在了，剩下一个行政秘书应付他，自然是不置可否。
王泉急了，他找到开调查公司的朋友刘峰说，“这事儿交给你了，帮我查清楚，我死也得死个明白。”
一个月后，刘峰拿着调查结果来找王泉，王泉傻眼了。
原来，该建筑公司早已资不抵债，虽然确实收了开发商的70%货款，但该货款早被建筑公司投资设立了“丁公司”，而“丁公司”因经营不善也已在破产边缘。查到建筑公司的投资人，分别是“乙公司”和“丙公司”，两个公司的大股东又都是“甲公司”，“甲公司”的大股东叫张朋，占98%的股权。
“这么乱的关系，看来想死个明白也不容易了。”王泉有点气急败坏。
“你先别急，问题就出在这复杂上。”刘峰摆出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我后来发现，这几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或者实际控制人都是张朋，他的‘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实际都是空头公司，实际上不做任何业务，只起隐蔽作用，建筑公司只可以接单，甚至还拿到了国家建设部的资质，但它接单后并不自己做，而是分包出去，由分包商垫资完成，而自己收受的合同款却都原封不动地打到‘丁公司’，‘丁公司’的业务自始至终都在赔钱，好像做事儿从不考虑成本。”
“以我的估计，‘丁公司’是张朋的洗钱工具，好把工程款洗到他个人的腰包里。”刘峰得出了结论。
“我明白了，罪魁祸首是张朋。但我的直接合同方是该建筑公司，它是有限责任，我怎么才能起诉到张朋？所谓‘洗钱问题’毕竟是你的估计嘛。”王泉显然是豁然开朗，但并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这就是我们最高人民法院的英明了，早在数年前他们就出台了一项司法解释，如果有人恶意利用法人身份，以达到为个人转移或隐匿财产的目的，那么，债权人可以越过该法人，直接向该法人的股东自然人进行追偿。涉及严重欺诈行为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噢！”王泉如释重负，“那我该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这样可能会快些。”刘峰建议。
王泉按照刘峰的建议不但追回了欠款，还获得了一定的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