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各国民法公认的“帝王条款”，而且随着其内涵和适用范围的不断丰富和扩大，已成为一项涵盖公、私法域的世界性法律原则。在我国，由于民事诉讼法中未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及相关法律规则不完善，导致大量的道德危险行为的出现，而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预防，本文对民事诉讼法引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和实践价值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思考。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既是与国际司法接轨的必然选择，也是实践和协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和突破口。
一、诚实信用原则进入民事诉讼领域的演进过程
诚实信用是民法中的基本原则，简称诚信原则，即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1]。诚实信用恪守诺言，是一项古老的伦理道德标准。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以及私有制的产生，交易也随之产生，诚实信用作为交易的一般原则和日常行为道德准则就开始形成并广为接受和传承。从古哲人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古诗人的“三杯吐诺，五岳倒为轻”，到民间流传几千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可见一斑。而它从伦理道德的范畴提升到制度建设的层面最早也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时代，因此诚实信用也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
诚实信用成作为法律原则起源于罗马法，最初只适用债权债务关系，规定在商法中。在罗马法的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依照契约的条款，更重要的是要依照其内心的诚实观念来完成契约规定的给付，[2]从此诚实信用这一伦理道德规范被提升为法律规范并一直沿用下来。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3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信为之。”将诚信原则的适用由债权债务关系扩充到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并被世界各国民法所接受，今天诚实信用原则及其支配下的法律规则，已成为各国民法公认的“帝王条款”。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即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诚实、守信用、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其内容具体体现为(1)任何当事人要对他人和广大消费者诚实不欺，恪守诺言，讲究信用;(2)当事人应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不滥用权利加害他人。[3][page]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诚实信用原则只在私法领域确立了其作为法之基本原则的地位，在当时看来，诉讼法关系是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公法关系，诉讼法作为公法与私法有严格的分野，因此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私法规则的重要准则，不能适用诉讼法。但是随着近现代国家干预日益加大，私法与公法的相互渗透和交融，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趋势日益明显，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诉讼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摈弃在法律社会化的过程中，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得以接受并最终确立下来。诚实信用原则也相应从民法领域扩展至不同的法律领域，而不分公法和私法，不分实体法和程序法。[4]
诚实信用进入民事诉讼最初体现为当事人的真实义务。所谓真实义务，是指当事人及诉讼关系人在民事诉讼上应负陈述真实之义务。[5]如1895年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1910年匈牙利民事诉讼法第222条第2款，1924年意大利民事诉讼法第88条均是对当事人真实义务的规定。从20世纪30年代始，德国将诚信原则引入到诉讼法领域。1933年修改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将真实义务原则发展为协同关系原则。承接德国民法的日本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信义原则。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法院应以民事诉讼公正而迅速地进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这表明了一个趋势，即诚实信用进入民事诉讼并作为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原则。与此相伴随，诚实信用的作用范围也不断扩大。如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民事诉讼法典》进一步规定为善意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由最初只规定当事人间的真实义务开始向协调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演变。其内涵、适用范围不断丰富和扩大，并成为一项涵盖公、私法的世界性的法律原则。
二、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和实践价值
(一)诚实信用原则向民事诉讼领域引伸的法理基础
诚实信用，原来不过是道德规范之一种。以法律形式吸收和适用道德规范，使道德规范法律化，这一演变显然与诚实信用存在着法律利用价值密切关联。那么，诚实信用为什么能够从民法领域进入民事诉讼领域，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呢?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有观点认为是基于三个原因，即公法与私法的相互弥补与趋同，导致公法借助私法的某些原则以弥补法律功能的不足，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为确保判决效力提供基础[6]。有观点则认为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真实再现争执事实实现个别实体公正的需要;其二，基于民事诉讼法向民法的靠拢，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即诚信原则必然支配程序法领域;其三，诚信原则是实现民事诉讼法的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益的需要[7]。笔者认为，以上观点虽有其道理，但主要是立足于一定的法律现象或诚实信用在民事诉讼中的功能，未能提示更为本质的东西。诚信原则作为法制化的道德规范，其最初适用于民事领域，对民事主体发挥作用。[page]
那么，该原则进入公权力的运作空间范围系基于何种原因呢?在笔者看来，道德本身既不仅约束民事主体，也约束公权力主体，其作用范围包括社会生活的各类主体和方方面面。诚信原则引入法律规范首先表现在民事领域，系基于民事主体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更直接地受到道德的约束。但公权力的运作范围同样不仅受到法律的制约，也受道德的制约。各类公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即是这方面的直接体现。从这个角度，诚信原则进入公权力的范围是道德规范的应有之义。同时，公权力的运作范围里同样存在着前述法治实现的障碍，也因而同样需要道德规范的引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公权力范围内的法治对社会整体法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司法领域本身的法治基于司法在现代法治中的中坚作用更是如此。因此，公权力的运作范围中也需要诚信原则补充其不足，诚实信用进入民事诉讼领域势在必行。
(二)民事诉讼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现实依据
民事诉讼中的道德危险的大量存在为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提供了现实依据。民事诉讼中的道德危险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因与案件有某种利害关系，故意滥用自由裁量权或诉讼权利，消极履行诉讼义务或不当履行诉讼义务，从而促成裁判不公正或诉讼拖延的行为而引起的危险。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发生法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接受一方当事人或代理人的吃请、礼金因而在诉讼中不能保持中立性,有意偏袒一方当事人甚至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情况，如在证据判断取舍上有意偏袒一方，或者刻意提高对一方举证责任造成证据上的失衡;故意曲解法律或当事人的缔约的本意、目的，从而作出不公正裁判。当事人滥用诉权的情况也相当多，如为不正当竞争之目的恶意对他人提起诉讼，滥用申请回避权，故意多次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达拖延诉讼之目的，实施突袭举证，消极履行诉讼义务，提供伪证或隐匿对己不利的证据，在法庭上故意作相互矛盾的陈述或虚伪陈述，以不正当手段谋取胜诉，如以吃请、送礼行贿等方式谋取法官的不公正裁判，以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证人作伪证，以及规避法律等。
这些行为必然导致：1、损害司法的公正性。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恶意偏袒一方，当事人提出伪证，或以不正当方式谋取胜诉，其结果必然是造成裁判不公，影响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度;2、必然造成诉讼的不经济。不公正的裁决出台后，必然造成不必要的上诉和申诉，一方面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另一方面就一事多次或重复启动司法程序必然造成司法资源不当浪费，更重要的是由于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得到有效确认，争议财产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能及时投入到经济运行中，从而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使得人们丧失依赖司法解决纠纷的信心和热情，从而寻求其他途径解决纷争，这是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双重损害。实践中，人们已经意识到单纯把道德危险的避防单纯寄托在道德教化上，寄托在行为人的品行、良心的信赖上，是幼稚和不切实际的。必须将民事诉讼中法官、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提升为法律义务，才能有效避防道德危险行为的发生，以实现人们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渴求。[page]
(三)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负载的价值功能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其效力贯穿于民诉法始终的根本规则，是对作为其调整对象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本质和规律的集中反映，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而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恰恰起到了这种工具性的作用。(1)对法官的自由心证进行控制。司法乃抽象的法律与具体的案件的结合，法律适用的前提是查明案件事实。对于每一起案件而言，案件事实都已成为历史，不可能重现，因此法官只能凭借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据一定的规则来推断案件事实，这个规则就是诚实信用，也即法官必须依照公正无私的职业良心和科学的法律方法，逻辑规律来决定证据的取舍，只能这样才能使查明的事实(法律事实)最大可能地接近案件事实(客观真实)，才能为正确适用法律奠定坚实的基础;(2)对法官的自由裁量进行控制。法律的价值在于适用，而现实生活是多变的，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讲，法律不可能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法律需要稳定的角度来讲，法律的稳定性不允许立法者朝令夕改，因此在法律规定不足或规定不清时，法官就必须从立法的宗旨出发，以善良诚实之心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探求法律的本意和当事人缔约目的，合理地解决纠纷。(3)对当事人不正当地行使诉权，消极履行诉讼义务进行控制。
事实上，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诚实信用原则，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种追求的价值目标，其早已体现和规定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和具体条文中。如关于审判人员自行回避的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法秉公办案的规定，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以及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规定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也体现了这一原则。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官职业道德规范》，《审判纪律追究办法》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举证责任的分配依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进行，即表明诚信不仅仅是道德规范，它已经成为一种司法规范具有法律强制力，不履行诚信原则就要承到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不足的是，由于没有将其提升到法律规范的高度，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因此，诚实信用原则无论从其本身的法律价值还是实践价值而言，它所包涵的内容具有根本性，其效力具有始终性，具有适用对象上的普遍性和适用阶段的一贯性，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和价值要求，具备了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条件，因而能成为现代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page]
三、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诚信原则的基本内容与完善
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信原则，对于预防民事诉讼中的道德危险，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是基于此，顺应国际民事司法发展潮流，并借鉴世界各国对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成功运用，笔者提出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思路。
(一)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认识
1、诚实信用原则对民事诉讼主体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的主要机能在于防止滥用权利，以保障法律的安定性。既然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和法院等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都享有一定的权利，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基于不同的目的，都有滥用诉讼权利的可能。所以，笔者认为该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
具体来说，(1)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要求。①禁止滥用诉讼权利。它主要针对的情况有：恶意或故意拖延诉讼，以突然提出诉讼请求、主张或证据为内容的诉讼突袭，以及恶意轻率地提出异议。②禁止前后矛盾的诉讼行为，也即禁反言。禁反言主要是英美法上的概念，系指当事人在诉讼进行中其所实施的诉讼行为必须前后一致，如果当事人变更其诉讼行为会导致对方当事人遭到不公平的结果时，对其前后矛盾的诉讼行为应予禁止。[8]③禁止不正当形成诉讼状态。即禁止以利用法律漏洞或违反契约、公序良俗的不正当方式取得某种权限，以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④禁止做虚伪陈述或提供虚假证据。⑤禁止妨碍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包括妨碍对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进行证明。⑥禁止诉讼代理人越权代理或恶意侵害被代理人的利益。(2)对法院的要求。①禁止突袭裁判，要求法官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和处分权。②反对秘密心证，要求公开心证，即法官在判决书中应详细说明判决的理由。③禁止滥用自由裁量权，要求自由裁量妥当进行。
2、诚实信用原则与其他司法价值准则的关系。诚信原则进入民事诉讼，应服务于公正、效率的民事诉讼价值与司法价值。换言之，诚信原则既不应与公正、效率并列，也不应与公正、效率对立。进而言之，诚信原则与公正、效率的诉讼与司法价值有其分工，公正与效率价值框定着民事诉讼制度与司法运行制度，并且是指导审判改革与司法改革的指导性观念。而诚信原则则立足实现公正、效率的要求，以其独特视角渗透到具体制度实施的要求中，或作用于公正、效率作为价值准则所难以及于或不便及于的问题上，从而保障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实现。不难看出，诚信原则较之其他原则有更广泛的作用范围，因而较之基本原则对司法诉讼价值的实现有着更大的作用，由此应在民事诉讼法的诸原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称之为价值保障原则，而不像平等原则、处分原则等仅是作用于某方面关系而贯穿诉讼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可称为方面关系原则)。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可能会发生诚实信用原则与有关原则的共同作用也即竞合。原则上，它们相互之间不发生冲突，因而应兼顾两项原则的要求。如两项原则之间发生冲突，原则上诚信原则的要求应优先考虑。[page]
(二)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建议
1、在民诉法总则中确立诚实信用为基本原则。
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法律始终的根本规则。因此建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总则中在第七条中增加：“在法律规定不足或规定不清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合理处理民事纠纷。”并另增加一条款：“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依照法律规定，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使其在民事诉讼法中起到统领全篇的作用。同时，由于民诉中不诚信行为表现的多样化，在分则中也不可能罗列所有的不诚信行为，这样用诚实信用原则来概括所有道德危险行为，避免了在分则中通过列举而出现挂一漏万的现象。这也正是其作为法之基本原则的作用所在。
2、在民诉法分则中完善诚实信用原则支配下的规则和条款。
法的基本原则不仅是直接的行为规则，也是其他规则产生的依据，因此法的基本原则只有与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有机组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法律，法的基本原则决定其他规则的内容，其他规则也必须体现法的基本原则的精神，也就是法的基本原则之效力必须贯穿法的始终，唯如此，才成其为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民事诉讼法》总则中确立了诚实信用作为法的基本原则的法律地位以后，必须在分则条文中规定具体的规范来体现落实该原则，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尽管我国民诉讼中已有相关规定，但还不够明确、完整。
笔者认为至少还应在分则中增加以下内容：(1)在第五章第一节关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第五十条第三款后增加如下内容“不得以不正当手段谋取胜诉，避免败诉。”;(2)在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增加“当事人不得提供伪证。”;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增加：“人民法院调查取证须依当事人申请，客观收集。”;第六十六条增加：“未在法庭出示，并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第七十条增加：“证人在法庭上须如实陈述案件事实，不得作伪证。”第七十一条第二款增加：“当事人不得作虚伪陈述和虚伪承认。”第七十二条增加一款：“鉴定部门和鉴定人依法独立进行鉴定，不得出具与事实不符的鉴定结论。”第七十三条增加一款：“勘验人不得出具与事实不符的勘验结论。”第八十八条修改为：“调解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动员和强迫当事人接受对自己明显不利的调解，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第一百零八条增加一款：“当事人不得滥用诉权。”第一百一十二条在“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后增加：“通知书中应裁明，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其他基本诉讼知识，如举证责任和举证时限。”[page]
3、完善和强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责任。
相对于公开审判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等授权性规范是对当事人自主权和自治权的保障，诚实信用原则则是对当事人自主权、自治权的限制，属于义务性的法律规范。诚实信用原则是当事人及其代诉讼参与人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义务必须履行，否则就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为了确保诚实信用原则的贯彻落实，民事诉讼法必须同时规定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实施道德危险行为的法律后果。进一步完善和强化违反该原则的法律责任。(1)可以在司法解释中明确：“滥用诉权、反诉权，以及其他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给他人或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他人或对方当事人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在民诉法第十章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中，增加对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违反诚信原则制裁的规定;(3)对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等不诚信行为，一方面应将其作为启动再审的法定理由，以彰显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程序性规定的独立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完善《法官法》和其他规定对法官的惩戒措施来加以控制和预防。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有深厚的法理依据，而且有广泛的实践基础，同时也是司法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加入WTO、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经济全球化法律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已经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在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正是适应现阶段司法改革实践需要，实践和协调这一战略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和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