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定我国物权法的过程中，对是否应设立居住权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有争议，就连立法机关对此也有过反复。1月12日，人民法院报B1版刊登了梁慧星先生的题为《不赞成规定“居住权”》的文章(以下简称《梁文》)之后，把这一问题的争论再次推进。笔者认为，梁先生文章的视角有失偏颇，文章前两部分的视角是发达、较发达地区和富裕、较富裕的人群，而忽视了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现状;而第三部分的视角又是广大农村，而忽视了正在兴起的城市群的现状。所以，《梁文》的一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在我国设定居住权有其必要，其理由：
一、离婚当事人的需要
《梁文》不赞成规定居住权的理由之一，是基于对离婚案件中需要解决居住问题的人大多为职工，而且是享受公房制的职工。诚然，对于这部分群体因现在条件已发生变化，居住权似乎已不太必要。况且，实践中判决这些人的暂时居住，也不属居住权范围。但是在我国享受公房制的职工毕竟属于很少的一部分。我国80%的农村和农民中的离婚案件，仍有大量的居住权问题需要法院去解决，并非《梁文》所说那样“在离婚中，离婚女方的居住，已经不再是困扰法院的难题”。尤其是一些年龄偏大的离婚的女当事人，她们娘家的房屋早已被父母处置，或已被兄弟分割，而离婚时又没钱购买，甚至连租赁房屋也无经济来源。这必然要求法院在审判中予以解决。至于《梁文》中谈到“有的男方打算离婚，先买一套商品房登记在女方名下，然后双方再签离婚协议”的情况，在中国实在罕见，即便有也只是在大款或暴发户中，没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相反，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不少人至今连温饱也未曾解决，甚至那里的公务员连工资也不能按时发放，他们怎么能轻松地“就可以买到商品房”呢?况且，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还无商品房可买。所以，笔者认为在我国设立居住权是必要的，这可以使一些无房居住的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享有维权的法律武器，也可使法院判决有了法律依据，从而使当事人更好地服判息讼，促进社会的稳定。
二、老年人“老有所养”的需要
“养儿防老”这句话在中国已流传了几千年，它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父母具有抚育子女的责任;二是子女具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然而，实践中“不孝之子”随处可见，这一严峻的事实也教育了老一代，“留屋防老”的意识逐步增强。我国农村已有不少老人一方面为了照顾子女，把祖辈留下的或亲手建造的房屋分给子女，另一方面又要防一手，往往在分房契约中注明，某一间(两间)房屋由老人住至过世。这种情况在民间已不鲜见。试想，随着公民文化水准的提高，法律意识的增强，这种分房契约只会增多，而不会减少。这必然会产生一个居住权的争议和保护问题。此外，实践中还常会出现一些年迈的养父母与养子女解除收养关系的事实。早年，他们在收养关系较好的情况下，养父母为了增加感情，会把仅有的少量房屋全部分给养子女。当时，老人没想到养子女“一旦房在手，就把恶来行”，这就迫使养父母提出与养子女解除收养关系。这时也就需要依法确认养父母对已赠与给养子女的房屋享有居住权，通过居住权来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否则，原已分给养子女的房屋所有权已发生了变更，怎么去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呢?当然，《梁文》也谈到了可以适用婚姻法关于养子女的赡养义务来解决，但这种居住毕竟没有物权效力，甚至会看成是子女对他们的“恩赐”，这显然有失公平，也不符合社会公德。[page]
三、“善有善报”的伦理需要
近年来，我国东部发达或较发达地区的家庭，雇请保姆的情况已逐年上升，甚至在一些郊区农村也可见到。尤其一些地方老年公寓较少，或一些老年人的思想守旧、固执，不愿意去老年公寓，而子女(特别是独生子女)又不能或不可能在父母身边进行照顾，要做到“忠孝两全”就只能雇请保姆，这也是人之常情。笔者认为，这应该是我国家庭结构变化的一种趋势。因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已多年，今后还将继续实行这一国策，一对青年夫妇要承担四个老人的赡养义务，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上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尤其是中年妇女由于历史原因缺少文化，难以胜任复杂劳动，而更适合从事保姆一类的简单劳动。这种供求关系的协调，必然促进保姆业的发展(浙江某市的市委曾将它作为产业来发展)，而不会像《梁文》所说的“只占少数”。这些人群的居住问题在一定时候也会成为社会问题，需要法律来规范、调整。更何况中国文化传统自古就有“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理念，主人给相依为命的保姆留有居住权，理应受到法律的允许和保护。
四、尊老爱幼的需要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社会中由于各种原因，不仅会有一些寡母，而且还会有一些孤儿。如果这些孤儿的生父母生前已将房产进行了处理(或已出卖，或已赠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孤儿的居住权保护就显得极为必要。
总之，笔者认为，《梁文》“断言，物权法草案创设所谓‘居住权’，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是违背的，属于无的放矢、闭门造车!”似乎言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