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患有精神病的母亲去世10年后，远在美国年近60岁的姐姐茅女士一纸诉状将弟弟告上法院，要析产继承属母亲名下房产。而弟弟阿伟却出示母亲生前并经有律师代书的遗嘱，涉案房屋留给自己单独继承。
那么，这份法律代书遗嘱，并有2名死者单位同事作见证的遗嘱，是否有效呢？12月15日，上海静安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该份遗嘱无效，母亲遗下房屋由姐弟两人各继承50%。
茅家姐弟的母亲陈老太早年丧偶，共生育子女3人。自1993年4月，陈老太因患偏执性精神病在精神病院住院治疗。直至同年10月25日，院方应老太儿子阿伟要求同意陈老太请假出院，并出具证明确认“患者目前病情已稳定，情绪方面表现已稳定，猜疑消失，无胡言乱语情况，意识清爽，接触交谈均合作，思维内容连贯，主题突出，智能尚正常，自知力部分恢复，本次住院疗效好转。”
同年11月12日，上海某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为陈老太代书遗嘱一份，将老太名下市中心延安中路某号3楼南间、后间、走道间和晒搭房屋产权归阿伟继承。在立遗嘱时，还有陈老太单位两名职工在场作见证。事后，不到半年陈老太再次因精神病，又住进精神病医院治疗，在1年后的1995年3月陈老太去世。
2006年7月，远在美国的茅女士向上海静安法院起诉，要求继承母亲生后遗留下的房产。她认为该房屋未曾作分割析产，而弟弟阿伟提供的遗嘱是母亲在已患精神病时所立，这时母亲属法律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该遗嘱属无效遗嘱。因双方无法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只得诉至法院求得公断。而陈老太另外一名儿子，则明确表示放弃对涉案房产的继承。
对于该起诉弟弟阿伟则辨称，被继承人母亲生前立有遗嘱，将该房屋留给自己继承，在立遗嘱时相关医院出具了证明，证明母亲有立遗嘱的能力，涉案房屋应按照遗嘱继承，不同意姐姐的起诉。
法院认为，陈老太在立遗嘱时，仍系精神病患者，该病患者作出的对其重大财产生后处置事宜，法律上对她的民事行为能力判别有严格要求。
现仅凭医院出具陈老太当时属阶段性好转的出院小结，内容上仅反映患者的意识、语言表达等情况，而对患者是否能辨认自己行为目的等并未涉及；另在遗嘱代书人及见证人的当庭陈述中，对立遗嘱时是否知道患者系精神病人说法不一，更无法证明患者在立遗嘱时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据此陈老太所立遗嘱应归无效。
陈老太遗有的合法财产，则按照继承法作法定继承。考虑到陈老太另外一儿子明确表示放弃继承，遂法院判决有茅家姐弟各半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