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征地拆迁过程中骗取财物的行为提供帮助的，能否构成贪污罪?
笔者认为是肯定的。在征地拆迁领域，国家工作人员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公共财产的监护者。被拆迁人提供虚假的资料骗取拆迁补偿，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主动配合，其行为侵害的法益是单纯的公共财物所有权，其构成的是单纯的财产性诈骗犯罪。但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在征地拆迁过程中负有公共财产的守护义务，该守护责任决定了其必须阻止该诈骗行为，在国家工作人员不但不忠实履职，而且有意识地配合被拆迁人的诈骗行为的情形下，国家工作人员在征地拆迁活动中的特定角色，使得他的介入行为是对其保证人身份的一种直接背叛，从而导致整个案件的法益侵害性质得以提升，进而案件的性质因此发生变化。
换句话说，从法益侵害的角度看，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介入，受侵害的就不仅仅是财产所有权，而且亵渎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加重了法益侵害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国家工作人员地位通过其法律上的义务得以凸显，决定了整个案件的带有财产性职务犯罪的贪污性质。
稍有争议的是，构成贪污罪，行为人主观上需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在一些内外勾结骗取拆迁补偿款的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并没有直接获得补偿款，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的贪污目的如何体现与认定?
这一疑问显然不能成为构成贪污罪的学理障碍。因为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是专指非法占为己有的目的，而是指包括本人占有、第三人占有或本人和第三人共同占有。由此，无论从行为本质(职务的滥用)还是法益侵害的性质(公共财物被非法占有和职责的背叛)来看，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为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提供帮助的行为，符合贪污罪的特征。
实际上，从刑法规定的体系性和协调性的角度分析，也将此种行为认定为贪污罪。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理论上一般认为，此规定乃是注意规定，即使没有此处“以共犯论处”的注意规定，对于为金融诈骗的行为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或者其他方便条件的，也应当认定为金融诈骗罪的共犯。而为被拆迁人的诈骗行为故意提供帮助的行为，与上述提示性规定中的情况如出一辙，甚至更为严重。
基于国家工作人员公共财物守护人的地位，上述行为犹如一个金库的保管员与他人内外勾结，保管员晚上故意不上锁，由外部人员人库盗窃一样，本质上属于内外勾结，伙同贪污的行为。所以，将此种行为认定为贪污罪，不但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而且也体现了刑法体系性的要求。同时，也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印发的《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
说到底，立法上的“伙同”也好，司法解释中的“勾结”也罢，都是建立在国家工作人员与他人有共同的故意，且都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由此，整个案件的性质也就应该被认定为贪污罪的共同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