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收集机制是各国民事诉讼法或证据法都要加以规定的内容，一般由民事诉讼法加以规定。各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收集的程序机制或模式大别有两种类型：一是英美式的证据收集机制，二是大陆式的证据收集机制。英美式的证据收集机制以当事人收集证据为主，法院一般采取中立、不干涉的态度，这种模式被称为“当事人进行主义”。大陆式的证据收集机制以法院收集为主，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当事人对证据的收集调查仅起补充作用，这种模式被称为“职权进行主义”。
这两种模式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长处在于：当事人主义的证据收集，易于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法院容易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职权主义的证据收集，易于提高证据收集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缩短诉讼过程。短处在于：当事人主义式的证据收集，容易滥用收集证据的权利，造成诉讼拖延，增加诉讼成本；职权主义式的证据收集则难以获得当事人的信赖，易致诉讼中的司法官僚主义。因而最佳的选择是二者的有机融合。美国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著名的例子是其民事诉讼法加强了对审前程序的司法管理，从而强化了其证据收集机制的职权化色彩。大陆法国家则加强了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和程序保障，典型的例子可以举日本。日本受美国法的影响，在新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当事人相互间的证据照会制度，实际上是通过证据交换来收集证据。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收集机制也有所规定。证据收集的模式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先民事诉讼法所建立的证据收集模式是绝对职权主义的，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完全无视当事人在收集证据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我们有些形象的说法是用来描述这种现象的：当事人一张纸，法官跑断腿；法院包揽诉讼中的一切，等等。这种证据收集模式有其社会基础，但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因而到19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基本上抛弃了这种做法，强调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法院职权调查证据仅仅是起一个保障作用和补充作用。这个历史时期的证据收集模式可以概括为“当事人收集证据为主，法院调查证据为辅”。这一点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的体现。《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这一规定为证据的收集调查设定了两种运行方式：一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自行收集方式；二是人民法院的职权调查收集方式。二者之中，前者为主，后者为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