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举证责任
我国台湾学者李学灯认为，“所谓的举证责任，乃当事人请求依其主张为裁判，须就其主张待证之事实，有举证证明之负担。详言之，乃当事人凡欲依其主张为裁判，须就其主张之特定，必要而有关联之待证事实，举证证明之。如不能举证证明，则负担不能依其主张内裁判之危险。”我们认为，举证责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主张责任。当事人在诉讼中有提出确切、具体诉讼主张的责任。第二，提供证据责任。也是一种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国外诉讼理论中一般称为主观的举证责任。第三，说服责任。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说明、论证，使法官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的责任。第四，不利后果负担责任。也称客观的、实质的、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它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只有在案件事实经过一系列证明过程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才会实际发生。举证责任是上述四种责任的统一体，四种责任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它们之间呈现出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和前提。同时它们又相辅相成，互为条件。
(二)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按照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将本属于原告方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方来承担，当被告不能完成举证责任时，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而所谓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主要是指当医疗机构成为被告时，医疗机构要向法院出示证明自己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没有发生医疗过错的证据，如果医疗机构对此举不出证据，将要承担败诉的责任，并对患者的损失给予赔偿。《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纠纷，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在《若干规定》实施之前，依据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举证责任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意味着在医疗纠纷案件中，患者有责任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医院方面有过错。但这对于患者来说，要承担医疗诉讼中的全部举证责任，几乎是不可能也是不公平的。《若干规定》的实施，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平衡了患者举证难医院举证容易的矛盾，不仅是对《民事诉讼法》举证责任理论上的进一步完善，而且对保护处于弱势的患者一方的合法权益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三)医疗纠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价值体现
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说：“任何值得被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一种完全无视或根本忽视上述基本价值(自由，安全，平等—— 引者注)中任何一个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在医疗纠纷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正是由其法律价值所决定的。医疗纠纷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是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的立法宗旨相一致的，是在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法的诸多价值方面权衡的一种制度选择。在确定上述价值时，始终是以公平、正义为基准的，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公平与正义。
公正是民事诉讼法学价值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从民事诉讼价值的角度来考察这项规则的必要性也是十分必要的。从程序意义上来看，要确保医疗纠纷民事诉讼解决的公正性，制约要素是多方面的，但法官的中立性、当事人的平等性、程序的透明性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要实现医疗纠纷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必须以程序公正为目标，依据法律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以最大限度地再现客观事实为要旨，使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趋于平等，从而体现法官的中立性、诉讼程序的透明性，以实现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民事诉讼中，并非只要是弱者就一律应受到保护，关键在于能否使诉讼双方保持诉讼
法律地位的平等。在医疗侵权案件中，“当受害人的权利受到损害，相对于侵权行为人，如果他对案件的信息占有上，远离案件证据，会产生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的情况，那么它就是弱者”。因此需要法律来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以便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医疗纠纷诉讼双方正处于这样的处境，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来实现诉讼双方在举证责任分配上的平衡，从而有效地实现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权利上的平衡，医方承担医疗行为有无过错或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的举证，为法官查清案件事实并作出正确的裁判提供了制度保障，使相关民事诉讼最终实现正义的法律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