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12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据此，犯罪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过失犯罪与犯罪过失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过失是犯罪的另一罪过形式。由于故意与过失均统一于罪过的概念之下，故二者具有相同之处：故意与过失都是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都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反映，都说明行为人对社会关系的保护所持的背反态度。当然，各自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具体内容不同，所反映的主观恶性程度不同。
由于过失与故意具有相同点，故过失得以成为罪过的一种形式；又由于过失所反映的主观恶性明显小于故意，所以刑法对过失犯罪的规定不同于。首先，过失犯罪都要求发生危害结果；而故意犯罪并非一概要求发生危害结果。其次，刑法规定，过失行为，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表明我国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再次，刑法对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过失犯罪的法定刑明显低于故意犯罪。例如，放火罪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失火罪的最高刑为7年。
根据我国刑法第336条第1款的规定，非法行医罪的刑罚分为三个量刑幅度，一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二是“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三是“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以上三个量刑幅度，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对于“情节严重”，既要将其作为定罪情节加以考虑，又要将其作为量刑情节处理，即在定罪时，要看情节是否严重；在量刑时，也不能撇开“情节严重”这一刑罚幅度。
第二，对于第二个量刑幅度“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标准，不应以医疗事故的标准为依据。
新刑法对于该罪规定的“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应理解为符合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的重伤。尽管过失致人重伤罪的法定幅度与该罪中的第一法定刑幅度基本相同，但鉴于在造成同一损害后果的情况下，非法行医罪与过失致人重伤罪相比，除了都侵犯了就诊人的身体健康外，非法行医罪还侵犯了国家对医疗卫生工作的管理制度，社会危害性要大于过失致人重伤罪。因此，对于非法行医过程中，因过失造成就诊人重伤的，仍应在第二个量刑幅度内裁量刑罚，即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对于第三个刑罚幅度，即“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就诊人员的死亡必须是由于犯罪主体的非法行医行为直接导致的，也就是说，犯罪主体的非法行医行为与就诊人员的死亡结果之间必须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才能适用这一处罚，否则就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据此，法院并没有适用“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是认定为是“情节严重”的非法行医行为，最终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对非法行医的犯罪主体进行判决。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明确非法行医行为与就诊人员的死亡是否存在必然的、直接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样，既保证的法律的正确实施，又保护了犯罪主体的合法权益。
1、完全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完全由医疗过失行为造成;
2、主要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主要由医疗过失行为造成，其他因素起次要作用;
3、次要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主要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失行为起次要作用。
4、轻微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绝大部分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失行为起轻微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种责任程度划分仅仅是定性，而没有完全解决定量的问题，即具体应承担多少比例的责任。有人认为，主要责任应承担60%～90%，次要责任承担20%～40%，轻微责任承担比例不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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