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发生后医院不仅要对患者进行身体损害上的赔偿，同时还应对患者进行精神损害上的赔偿，那么医疗事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是怎样的呢？
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患者因医疗事故承受精神创伤而应获得的以货币方式支付的精神补偿，是医疗机构承担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按照《条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
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需要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患者死亡，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主体为患者家属；如果患者残疾，该项赔偿的请求主体应为患者本人，而其家属无权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不是对每一例都计算为6年、3年。更不是对死者的每一个近亲属都要计算一笔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计算年限时，可根据患者原有疾病状况、医疗过失行为的责任程度、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对残疾者也可掌握在一至四级伤残赔偿3年、五至八级伤残赔偿2年、九至十级伤残赔偿1年的原则。
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医疗纠纷中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标准
按照《条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
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需要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患者死亡，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主体为患者家属；如果患者残疾，该项赔偿的请求主体应为患者本人，而其家属无权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不是对每一例都计算为6年、3年。更不是对死者的每一个近亲属都要计算一笔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计算年限时，可根据患者原有疾病状况、医疗过失行为的责任程度、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对残疾者也可掌握在一至四级伤残赔偿3年、五至八级伤残赔偿2年、九至十级伤残赔偿1年的原则。否则，如果一级伤残与十级伤残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区别的话，似乎不公。根据《条例》规定，医疗事故赔偿费用实行一次性结算，由承担医疗事故责任的医疗机构支付。对医疗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医务人员不直接向患方赔偿，患方也不能向医务人员索赔。
因残疾需要配置补偿功能器具的，凭医疗机构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丧葬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我国学者提出了许多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则：
（一）精神抚慰为主原则。精神损害赔偿不但具有补偿性，而且还具有抚慰性，甚至其抚慰性重于补偿性。具体说，这一原则包括两点：1。通过物质制裁医疗机构还受害人及其亲属以公平和正义，抚慰其受到创伤的身心。2。精神损害赔偿金是对人身权受到侵害造成精神损害的一种民事救济手段，使受害人感情上的痛苦得到应有的赔偿，该种赔偿的作用是对受害人及其亲属起到精神抚慰，用以填补因损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
（二）限额赔偿原则。限额赔偿原则通常要求规定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法官可以在最高限额以下酌定具体数额。也就是说，精神损害可以请求金钱赔偿，但对于赔偿的数额应当有所限制。在实务中，这种赔偿原则可划分为两种：一是就某单独项目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定最高限额，二是就所有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定最高限额，包括身心创伤、精神痛苦、感情不幸以及伴侣权丧失等。[2]但是，过高的赔偿数额会激起医疗机构的极大反对，而这种对抗最终会抹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在合理性，终止其生命力。如果精神赔偿数额过低，不但不能抚慰受害人及其亲属的痛苦，实际上也起不到补偿作用，甚至连受害人的诉讼成本和医疗费用都不能弥补，也就意味着对致害人的放纵。因此，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条例》第50条第11款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年”的规定即体现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当有所限制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这一原则时，应当注意两点：一是对赔偿总额进行限制，比较公平合理的限制方式是确定一个上限与下限，具体赔偿数额应当依据医疗损害发生地居民、企事业单位的实际负担能力而定；二是对受害人及其亲属或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分别规定上限和下限，可以以表格的形式固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
（三）法官自由裁量原则。法官自由裁量原则，是指法律赋予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案件的具体赔偿数额灵活确定的权利的原则。这项原则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定位于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而精神痛苦在客观上是可以描述却做不出数理评价的。由于精神损害与物质赔偿没有内在的比例关系，而受害人之间存在的个体差异，使其对精神痛苦感知程度不同，精神痛苦的个案差别因此也比较典型。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时，一方面，为了做到对个案的公正、公平的判决，就需要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考察斟酌，平衡确定；另一方面，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刚建立不久，缺乏操作经验，尚需逐步总结、摸索和积累经验。因此，赋予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运用自由心证原则，确定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一系列问题，比较符合我国现今的司法环境。但是，在具体适用这一原则时应注意两点：一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最终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必须以法律授权。二是适用自由裁量权应受一定的限制。也就说，法官在判定精神损害赔偿时，并不是随心所欲、主观臆断，而是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办法。
《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侵害，向人民法侵权责任法研究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2）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3）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依据此项规定，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中，对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以及名誉权实施的侵害行为，受害人及其亲属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权是指自然人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其主要的内容是维护生命安全。健康权是与生命相互衔接的权利，是在生命安全有保证的前提下，用以维护自身生理机能的应有状态，不受他人非法侵害的权利。身体权是以自然人的物质机体及其组成部分为客体而存在的人身权。医师在进行诊疗行为的过程中，因违反注意义务，造成患者人身伤残或死亡的，就属于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行为，受害人本人及其亲属在请求赔偿各种医疗费用的同时，可以请求医疗机构赔偿精神损害。此外，《民法通则》第10条规定了公民的名誉权、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名誉权是自然人就其获得的品德和社会评价不被他人侵害的权利。
这体现了《解释》第3条关于侵害死者的特定人格利益的规定，明确了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中其近亲属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依据《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而自然人死亡后基于近亲属间特定的身份关系，其人格要素仍然对其遗属及其活着的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近亲属发生影响，并构成精神利益的重要内容。在医患关系中，对死者的人格或遗体实施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活着的配偶等近亲属精神利益和人格尊严的直接侵害，其损害后果表现为死者近亲属遭受感情创伤、精神痛苦、甚至人格贬损。对此，《解释》明确规定，由侵权人即医疗机构承担赔偿受害人近亲属精神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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