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
本报记者周文馨
正当壮年的甘肃省通渭县男子阎海清，因患病毒性脑炎入住甘肃省通渭县人民医院治疗。但前后40余天，院方大量、持续地使用多种激素类药物，医头痛的阎海清被“治残”了双腿———双侧股骨头坏死，达5级残疾。2006年12月，阎海清向人民法院提起医疗损害纠纷赔偿诉讼，索赔各项损失共计73万余元。
近日，这起历经三级法院4次审理耗时近4年的案件一槌定音：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通渭县人民医院对该医疗诊治过错负有全部责任，应向受害人阎海清支付包括5000元精神损失费在内的总计24.5万余元全额赔偿款。
治头痛却治残了双腿
现年44岁的通渭县男子阎海清，原系当地粮食局一名职工。2003年5月16日，头痛不已的阎海清到通渭县人民医院南街分院看病，两次注射激素类药物后病情不见好转，遂转往该院门诊治疗。
在被该院确诊患有病毒性脑炎后，阎海清开始住院治疗，持续13天被注射激素类药物。
同年5月19日，阎海清遵从医嘱转院兰州一家三甲医院治疗22天，此时已经发现感染了反映性关节炎。但从兰州出院没几天，阎海清就因出现突发性面部神经麻痹，再次到通渭县医院门诊治疗。这一次，该院给阎海清注射、口服两种激素类药物长达37天，虽然头不痛了，但一直伴随着膝关节疼痛等症状。
自此，正当壮年的汉子彻底成了“病汉”被迫下岗，开始拄着拐杖四处求医治腿疾。直到2005年8月30日，已经无法独立行走的阎海清入住定西市人民医院，被确诊为双侧股骨头坏死。此后，阎海清丢下3个未成年的儿女和年迈的老母，四处举债斥资近5万余元，在妻子的陪同下辗转至北京求医问药历时74天。
一审判决获赔6.9万
2006年，一贫如洗的的阎海清中断治疗返家与通渭县医院交涉，该院当即提出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但定西市医学会出具的鉴定结论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即通渭县医院不承担责任。
阎海清随后自行委托甘肃某司法医学鉴定所进行鉴定，结论则是“院方滥用激素类药物导致其股骨头坏死”。2006年12月，阎海清持此依据向法院提起医疗损害纠纷赔偿诉讼，索赔各项损失共计73万余元。
一审时，经阎海清申请，法院又委托两家司法鉴定机构重新进行鉴定，分别得出“不能确定”和“滥用激素类药物导致其股骨头坏死”的不一致结论。
2007年11月，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通渭县医院应承担“一定”赔偿责任，判令其支付包括5000元精神损失费在内总计23万余元的30%，即6.9万余元。
二审判决医院担责六成
一审宣判后，因不满判决书上要求自己承担“70%责任”却只字未说明理由的阎海清，与坚持不构成医疗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通渭县医院均提出上诉。
2008年2月16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通渭县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滥用皮质激素，违反医务人员勤勉注意和医疗风险防范注意的义务，根据有关司法鉴定结论，应当对给阎海清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同时认为，一审法院将精神损害赔偿判令由双方按比例承担显属不当。最终，甘肃省高院终审判决通渭县医院承担60%责任，另再赔偿5000元精神损害费，总计向阎海清支付14万余元赔偿款。法院还对阎海清应当承担的4757元受理费予以免交。
再审判决医院负全责
2008年5月，距离当初医头痛却被医残双腿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深受伤痛和官司折磨的阎海清，望着破败不堪的家，始终不明白为何一、二审法院均以“过失相抵”的原则下判决，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尽管医院已经支付了赔偿款，亲朋们也认为法院能判医院败诉已经是不小的胜利，但阎海清心中始终难以服判。阎海清在向代理该案的律师赵文学和孙子智咨询后得到支持，遂委托他们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2009年1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签发裁定，指定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此案。同年11月21日，甘肃省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后，对原判决依据的“过失相抵”原则，以及部分错误的赔偿数额计算均予以纠正。
2010年7月30日，甘肃省高院判令通渭县医院对其医疗过错损害承担全部责任，向阎海清支付24.55万元赔偿款。同时，案件一、二审的2万余元诉讼受理费均由通渭县医院承担。
案外人语
相比并不少见的一拖十几年的医疗官司，此案虽然耗时4年历经4次审理，但受害患者总算是讨到了说法。
在这些马拉松式的医疗官司中，医疗鉴定似乎成了难以回避的漩涡中心。以本案为例，定西市医学会出具的鉴定结论为“不构成医疗事故”；患者委托甘肃某司法医学鉴定所进行鉴定，结论则是“院方滥用激素类药物导致其股骨头坏死”；法院又委托两家司法鉴定机构重新进行鉴定，分别得出“不能确定”和“滥用激素类药物导致其股骨头坏死”的不一致结论。由此看来，医疗鉴定的权威性如何树立，如何让人信服，的确是值得业内深入思考和探索的一个严峻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