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这场病，王某(化名)再过半年就能大学毕业了。去年，他被诊断出肺结核，为此休了学，还动了一场大手术，术后基本失去了劳动力。
当他得知，自己本可以接受保守治疗，进行微创手术时，开始坐不住了。而植入体内的昂贵钢板，也相继出了问题。
王某觉得，医院当初的治疗过于武断，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交涉无果后，他以被过度治疗为由，将杭州市红会医院告上法庭。昨日下午，这起医患官司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大学生突染肺结核，医生建议做骨科手术
2010年3月12日，王某突然出现高烧发热和咳嗽症状，后来一直在杭州市红会医院接受治疗。经检查，确诊为肺结核、结构性胸膜炎，胸椎9至10椎体结核伴脓肿，住院35天后，病情好转出院。
“医生说，想要彻底治好病，要做骨科手术治疗。”王爸爸说，经该院结核科主任劝说，他们做了决定。
王家四处筹借后，凑齐了手术费，并让王某办了休学。王爸爸说，他们听了医生的话，与其以后被病痛纠缠，还不如通过骨科手术一次性治愈。
5月13日，王某再次住进杭州红会医院的骨科接受治疗，并于5月18日实施了病灶清除加自体肋骨植骨融合钢板内固定术。
怀疑医院误导患者，进行手术过度治疗
根据王家人的说法，术前，主治医生特别交代，手术所用的钢板有两种，一种是国产的，质量一般，要二次拆除;一种是原装进口的，安全可靠，不用二次拆除，但价格昂贵，每套要两万元左右。
“我们没多想就选择了进口钢板。”王爸爸说，在医生的诱导下，他们以安全第一的想法选择了后者。
不料，手术刚过去两周，王某就出现身体不舒服，腰背部疼痛不但没减轻，反而有加重的情况。到医院拍片后发现，用于固定钢板的一枚螺钉拔出两个螺纹，术后一个月复查，拔出四个螺纹。
王家人找到医院，多次沟通，对方均不能对钢板的质量作出合理的解释，也不能保证螺钉不再继续拔出。
向杭州、上海的大医院咨询后，王家人被告知，骨科手术不应该做，医院的做法属于过度医疗。
这下，王家人由无奈转向了愤怒。王某的老家在富阳，他还有个双胞胎的弟弟也在上大学。在杭打工供子读书的父母，负担已经很重了。这场病让家里背上了10多万元的债务。
“在没有诊断出肺结核之前，他(指王某)一直说自己身壮如牛，每周要打好几场篮球呢。”王某因在温州上学，所以由父亲和律师代表出庭。王爸爸说，他也想不通儿子是怎么染上肺结核的，他们家没有人得过这个病。
二审法院派出有临床经验的复合型法官
“被上诉方，你的医疗手术方案中是否明确了告知患者及家属的义务?”“请被上诉方提供进口医疗设备入库单……”
昨天下午，二审公开审理时，审判席上有一位身份“特殊”的法官，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她的问题问得很专业。这位女法官姓朱，毕业于省内知名医学院校，当了6年外科医生后，考入法院系统，是一位具有医学与法学双重知识背景的复合型法官。
“这在全省还是首次尝试。”杭州中院民一庭庭长张巧薇介绍说，“合议庭吸收具有医学专业知识，又具备审判资格的法官，不仅有助于把好医疗纠纷案件的专业知识关，更有助于提升医疗纠纷案件的审判质量。”
王某的上诉理由中提出，一审中就钢板是否为进口没有查清。而他们咨询多位专家后得知，进口钢板有自锁功能，螺钉不会脱出。而王某植入的钢板螺钉，位于胸腔内，脱出后甚至会危及生命。
王某委托的代理律师还特别提出，司法鉴定书认定不属于过度治疗的依据是《实用骨科学》一书中的论点，但鉴定人对该书中所写的手术适应症视而不见，因为王某当初的症状并不在手术范围内。因此《司法鉴定书》作为证据不合法。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审理，由于医院一方不同意调解，法庭表示将择日对本案作出二审判决。
司法鉴定医院至多承担一成间接责任
2010年11月8日，王某通过父亲和律师，向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要求杭州红会医院赔偿其包括精神损失费1万元在内的各项损失11万余元。
王某认为，红会医院作为一家市级知名的三甲医院，隐瞒病情，夸大手术治疗效果，过度治疗，误导原告进行手术。手术时，又选用质量不合格的钢板，造成螺钉拔出的严重后果。
杭州红会医院坚持自己不存在过错或者过失，以当时的病情所行手术是必须的。事实上手术非常成功，原告术后即可下地活动，这也表明医院不存在过错或过失。另外，医院分析认为，在多次告知术后需卧床休息的情况下，王某多次下地行走、随意活动，才导致螺钉脱出。
一审法院在审理期间，委托浙大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得出的结果是，医院给王某做手术没有错，医院错在对术后注意事项告知强调不够、不及时，判医院向王某赔偿7369.5元。
王家人不服，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